《世纪激流：今天如何读巴金》
刘勇 李春雨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在《寒夜》中，巴金重点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受过传统教育、具有旧式封建家长特征的汪母，接受了新式教育、追求自由解放的妻子，以及被黑暗现实压垮、性格懦弱的主人公汪文宣。无论是曾树生还是汪文宣，本质上都是在时代的重负下卑微前行的寻梦者。
巴金一生的文学创作中书写过不少女性形象，有的是旧式大家庭中的牺牲品，有的是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新时代独立女性，曾树生便是后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不同于出生在封建社会的汪母，她是受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一代人，温柔善良、聪明大方，充满理想与朝气，渴望创造不同于以往的新生活。
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巴金可谓匠心独运，伏笔千里。多次暗示的运用，一方面使得人物最终的命运显得顺理成章，不突兀；另一方面在读者和小说之间建立起一座隐蔽的“桥梁”，让读者凭着想象挖掘小说背后隐藏的含义和作者的见解，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曾树生接受的是五四以来的新式文化教育。她的名字首先就很有独立的意味，正如舒婷《致橡树》中的名句一般，“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树生，像树一样自由生长，简单而质朴，充满生机与活力，刚好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充满理想的女性形象衬托出来，这或许也是巴金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的由衷期许。
本文配图：电影《小人物》
作为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现代女性，曾树生追求自由、解放、活泼、快乐的生活，并不把应酬交际当作不可逾越的禁条，她赴宴、跳舞、满面春风，活得自在洒脱。她懂得反抗压在中国女性身上的令人窒息的封建思想，甚至敢于未举行婚礼便与汪文宣同居生子。
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是不合乎封建礼教的，由此可以看出曾树生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冲破世俗的偏见。追求自由、幸福与独立，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不再对男性抱有幻想和奢望，而是希望能够拥有独立的思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是五四一代觉醒女性的代表。
而汪母则从旧堡垒中走来，接受过旧式传统教育的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儿媳的所作所为，儿媳对自由的向往在她看来就是不守妇道，外出工作这样抛头露面的事特别容易让人说三道四，正常的男女社交是败坏风气的表现。她以封建礼教来要求媳妇，认为女性就不应该抛头露面出去工作，而是应该安心在家孝顺公婆、扶持丈夫、生儿育女，做一个贤妻良母。
用这种旧式的家规理法来约束和管教儿媳必然会导致双方激烈的争吵和家庭矛盾。看到曾树生打扮得光鲜亮丽出门社交，汪母极为不满，认为儿媳作风不正，甚至想将她扫地出门。
当曾树生与儿子闹矛盾后离家出走时，汪母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巴不得儿媳不要回来。严格来讲，曾树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媳妇。作为儿媳，她不够温顺，也不够孝顺；作为人妻，她不够持家，也不够贤惠；作为母亲，她不够称职，也不够有责任心。可正如小说中汪文宣所说：“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曾树生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她的身上既有陈白露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物欲追求，也有着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主的决心。她正直且善良、独立又真诚，充满同理心；她爱动、爱热闹，期待着过“热情”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也有着自私、爱慕虚荣、好面子的一面。她朝气蓬勃，满怀斗志，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是那个时代叛逆的寻梦者。
即便是因忍受不了婆婆的言语攻击，离家出走去了兰州之后，她也没有忘记给家里寄钱，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她的出走只是企图在矛盾困境中拯救自己的一个不得已之举，她满怀无奈地跳出了固有的圈子回避矛盾，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却发现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尽管迫于形势，汪母表面上承认了曾树生这个儿媳，但内心是完全不接受的。由于没有明媒正娶，她对儿媳始终是抵触的，认为儿子、儿媳的婚姻不合礼法，没有三媒六聘，缺乏婚书，甚至连明确的结婚日期也没有，算不上明媒正娶。儿子儿媳从结婚伊始，汪母的心里便种下了不满的种子，她明里暗里不断强调自己是明媒正娶的，甚至用“姘头”这样难听的词来形容儿媳，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不认可。
曾树生对婆婆的态度则是不卑不亢，认为婆婆是老古董，无权干涉年轻人的婚姻自由和人格独立。婆媳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二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曾树生身上那种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气息，是一种反规训、反父权、重自我、重平等的现代女性所特有的特征，同从封建堡垒中走来的汪母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的叛逆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五四价值观的回归，是对梦想的执着追寻，对自由平等的认可，对不合理制度的质疑与反抗。
整个《寒夜》几乎就是一曲知识分子的流亡挽歌，抗战的爆发，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平静生活。汪文宣是旧时代底层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勤劳、宽厚、善良、正直，却饱受黑暗现实的无情折磨。原本怀有教育理想的他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一点一点磨平了棱角。抗战爆发后，汪文宣携家眷逃难到重庆，在乱世中艰难维持生计。阶级的压迫和制度的压榨，使汪文宣深刻地意识到“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并非没有道理，在权贵面前，小人物生如蝼蚁、命如草芥，一文不值。
汪文宣历经波折才在书局里谋了一个校对的差事，拿着几乎不够糊口的薪水，还要经常忍受上司的刁难和同事的排挤。他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却并没有使生活得到改善。汪文宣在遇到唐柏青时，看到他落魄悲伤的样子感同身受。唐柏青、汪文宣，一个励志著书，一个励志投身现代化教育，可是二人双双被生活的苦难和现实的压力侵蚀得千疮百孔。
唐柏青不愿看清现实中满目疮痍的世界，整日酗酒消愁，企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忘却痛苦和忧愁；汪文宣则通过幻想抗战的胜利来解除眼下生活的困顿和危机，每日循规蹈矩，试图用隐忍来抹淡现实的黯淡。阶级的压迫、制度的压榨，使得即使是有着宏大理想的人，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理想也只是空谈。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汪文宣都是委曲求全的那一个，为了生存，他自卑到了骨子里。
曾树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工作环境同样对她不友好。她在一家银行当小职员，与丈夫的自由结合始终被婆婆不容，做着正经工作却被说成“花瓶”，这不得不说是读书人的悲哀。婚后的曾树生也开始过一段新的生活，她向往自由与独立，每天化妆打扮自己，出入各种交际舞会，在灯红酒绿中释放自己。她和丈夫从婚前的思想一致到后来的思想对立，从最初的拥有共同的目标到后来过上各自不同的生活，夫妻矛盾在彼此的内心悄然滋长。
曾树生不满丈夫的懦弱无能，丈夫不善言辞，不断隐忍，在处理母亲与妻子的关系时，每当冲突发生，汪文宣总是以自我折磨的方式休止“战争”，妻子长期积累的委屈和内心的压抑无从释放，汪文宣作为丈夫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应有的公平和安慰，这使曾树生从内心感到无助和失望，夫妻间的矛盾与日俱增，最终她忍无可忍，出走兰州。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悲剧，本质上也是两个青年寻梦的悲剧。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自由结合的爱情是相当难得的，原本汪文宣和曾树生从教育系毕业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彼此相爱、相互尊重，是一对令人艳羡的自由恋爱结合的夫妻。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仍怀有教育兴国的想法，本想扎扎实实干出一番成就，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他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园，甚至还立志建设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
遗憾的是，希望是光明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一步步摧毁了他们的感情基础，最初的共同理想已被现实打压的消失殆尽，他们的爱情也渐行渐远。在旧社会里勤勤恳恳工作了这么多年，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地位还越来越低，人的意志也不得不消沉。
汪母也曾经是个知书达理的旧式知识女性，现在却要靠着贬低儿媳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感。多年以来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的她，看到儿子成家后立刻察觉到了危机感，可以说，她对儿子所谓的关怀已经发展为一种掌控欲，对儿媳的恶语相向实际上是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为心理失落寻找安慰。
在妻子和母亲之间，汪文宣两头受气，终日夹在中间备受煎熬，身心俱疲，最终只能走向悲剧的深渊。汪文宣代表着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兢兢业业、安分守己，也愿意踏踏实实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想要实现理想显然是不现实的。
即使是在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中的阶级矛盾仍然像一道鸿沟，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底层人民依旧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对象，他们看不到希望，既无力摆脱困境，也无法奔向光明。知识分子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也是巴金通过这部小说有意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
当灵感如萤火般在写作中聚拢，当那些曾在胸腔里独自生长的故事终于落笔成形——我们相信，每个故事都值得被讲述，每个灵魂都蕴藏着独特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