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使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人。
泰戈尔（1861—1941）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首小诗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泰戈尔的诗歌被人关注，但他的长篇小说其实也是非常精彩的。
此前，我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系列已出版长篇小说《沉船》《纠缠》，短篇小说集《泡影》。近日该系列推出泰戈尔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戈拉》。
泰戈尔从1878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怜悯》（未完成）至1934年发表中篇小说《四章》，共写了十三部中长篇小说。除《怜悯》没有在泰戈尔在生前发表外，计有长篇小说《少夫人市场》（1883）、《贤哲王》（1885）、《小沙子》（1901）、《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纠缠》（1929）、《最后的诗篇》（1929）和中篇小说《四个人》（1914）、《两姐妹》（1933）、《花圃》（1934）、《四章》（1934）等。泰戈尔的小说除《少夫人市场》和《贤哲王》是历史题材小说外，其余均为社会题材小说。尽管他小说主要描绘孟加拉社会中上层的生活画面，但仍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并为印度的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
《戈拉》写于1907 —1909年，在《侨民》杂志上连载，1910年正式出版。《戈拉》是泰戈尔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被人称为史诗小说。 它描写了孟加拉知识分子中激进民族主义者、正统派印度教徒和梵教徒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印度教的问题和隐藏在它背后的社会病态，描绘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孟加拉社会生活。当时印度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工农运动开始发展，许多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情绪。当时民族运动内部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接受欧洲文化，改革印度教，铲除一切陈腐的传统与陋习，通过改良争取民族自治。
1828年成立的梵社就属于这一思想体系，1866年梵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为稳健派“真梵社”，一派为“印度梵社”，后者趋向于极端改革派，否定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明。另一派思想体系是在这个时期刚刚形成的“新印度教”，它坚决反对崇拜西洋文明，主张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反抗统治者的专横压迫，同时主张复古，遵守印度教一切古老传统，维护种姓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也就是作者写《戈拉》的年代，正是提拉克领导的极端派在1905—1907年印度民族运动里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时期，极端派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统治，同时提出一套主张复古、保持印度教落后传统的社会纲领。这种力图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印度教宗教色彩的主张，正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刚刚形成的正统派新印度教思想体系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泰戈尔这个小说虽然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情况，实际反映了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问题。
小说主要情节是以印度教徒安纳德摩伊和梵教教徒帕勒席的家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印度教青年戈拉、维纳耶与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拉丽妲的爱情纠葛为线索而展开的。小说男主角戈拉是爱尔兰后裔，他的父亲在印度起义中丧生，母亲在他出生时死去。印度教徒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妻子安纳德摩伊收养了他，把他看作自己孩子抚育成人，并对他隐瞒了其出身。戈拉成为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正统观念的楷模。他带领一批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并企图净化古老的印度教信仰。直到他最要好的朋友维纳耶爱上了梵教成员帕勒席的女儿拉丽妲，他才离开了这条道路。
维纳耶结婚时才发现自己处于两个敌对营垒之间，他与正统派印度教决裂，与戈拉决裂，可是也没有为梵教所接受，更有甚者，连帕勒席这样一位对任何教派都不抱偏见的忠厚长者，也被梵教开除。另一方面，帕勒席的养女苏查丽达钟情于戈拉，为他们的信仰和热情所感动。
然而，戈拉执拗于教派不同，压制自己的情感，那时，戈拉一方面要在一切阶层里宣传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他按照教规又不能同教团外的人们接触，特别是不能与他们同吃同住。但他在乡下清楚地看到印度教种姓樊篱和清规戒律如何造成农村的愚昧、贫穷，以及农民打破教派的束缚所显示的友爱和谐关系，这一阅历逐步地松动了他的教义束缚。当时他为了保护农民和大学生利益，与殖民当局冲突，被警察局逮捕。这些实践活动使他看清了祖国的真实形象——“祖国赤裸裸虚弱可羞的形象”。而当克里希那德雅尔在弥留之际泄露了他的身世，戈拉欣喜若狂，他终于从宗教派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个“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呈现在他面前。
小说中心人物戈拉，是爱国者协会主席，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刻画他对祖国获得自由的必胜信念和对殖民统治势力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特征。他不断向同胞灌输重建祖国的信念，号召人们为祖国自由奉献自己的热血和身躯。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人极为痛恨。在牢狱中，戈拉表现了民族的正气，决不奉承英国县长，也不向他讨饶，也不要朋友设法保释，表现了殖民地民族最为宝贵的性格。但戈拉有着明显的宗教偏见，认为“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为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特权辩护，并身体力行执行旧俗陋习；也因此与亲戚朋友不和，不能抒发情爱，更重要的是这妨碍他进一步认识真实的印度面貌，妨碍他真正为祖国服务。
作品指出，戈拉信奉印度教不是出于盲从迷信，而是出于殖民者对印度教社会的嘲笑和攻击，他说“我想借自己敬意的方法来唤醒我国人民”，来打击敌人。因而，这也为他的思想转变埋下伏笔，当他在乡下看清祖国虚弱可羞的面貌和宗教偏见的毒害，一旦身世的秘密被揭穿，他自然而然获得了解脱。可以说，戈拉的形象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艺术概括，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安纳德摩伊和帕勒席亦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们虽然出身于不同教派，但都顺从人的自然本性，反对种姓制度，支持自由婚姻；他们既赞扬戈拉的爱国热情，又不同意他的顽固保守，他们都有一颗博大、慈爱、自由之心。不同的是，帕勒席较软弱，力图“超然于双方的争辩之外”；而安纳德摩伊性格坚强，态度积极热情，行动果断。
苏查丽达和拉丽妲是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形象。温柔善良的苏查丽达初先崇拜梵教领袖哈伦，愿意许身给他，但自认识戈拉，才真正发现哈伦蔑视人民的洋奴嘴脸，断然拒绝了这个婚约。她虽然崇拜戈拉，深受其爱国热情的影响，但又不同意他的守旧言行。她不满印度妇女的传统命运，但戈拉也没指出妇女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途径，她因而总处在怀疑和苦闷之中。
与温柔宁静和缺乏行动的苏查丽达相反，拉丽妲是个疾恶如仇、坚韧不拔、独立不羁的姑娘，她反抗社会上一切的邪恶，既不承认传统的偶像，又不崇拜现实中的任何偶像，始终积极地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她为抗议逮捕戈拉，不去县长家演出；她不管别人诋毁，为女孩子办校；她冲破教派的偏见，与维纳耶结婚。无论是亲朋的冷落、哈伦的中伤、教会的惩罚、还是官方的阻挠，都没有使她屈服。拉丽妲冲破家庭、教会的小天地，投身于社会活动，参加人民斗争，是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妇女形象。
小说的主要反面人物是哈伦，一位精通英语、熟悉哲学的教书匠。作者笔下，哈伦的肤色虽然与英国殖民者不同，但精神上与他们完全一样，对英国主子奉承乞怜，是十足的洋奴；他对人民则是不择手段地欺压和陷害。他与戈拉等人的冲突，不仅是教派之间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爱国志士和殖民奴才之间的斗争。
小说通过知识分子群体形象，歌颂了男女青年的爱国热情，批判了宗教偏见和崇洋媚外的错误思想；并通过对印度苦难的农村的描绘和伊斯兰农民反抗斗争的讴颂，愤怒地鞭挞了殖民统治的罪恶。艺术上，典型环境的描绘和典型性格的刻画是有机统一的，抒情笔触和哲理思辨，人物对比和粗浅勾勒，浑然一体。应该说，作者在人物刻画、心理冲突、哲理论辩上下了功夫，但不真切的细节，冗长缓慢的情节，论辩多于描绘，使小说沉闷乏味，缺乏真实的厚度；论辩性内容增加，使人物似乎成为思想符号，成为传声筒，悬浮在空中。
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贯穿了泰戈尔整个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的这些小说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广阔社会生活，尤其塑造了知识分子和妇女群体，真实地勾画了他们的情操、心态和理想。在艺术上，泰戈尔的前期小说侧重于起伏跌宕的情节构思，人物形象的细腻描绘，生活细节的冗长铺叙；后期小说则情节浓缩，人物集中，并且广泛应用象征暗示手段。他的人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多层次、多侧面的心理变化上。他的小说常常洋溢着诗情画意，采用诗的语言，具有一种典雅的风韵。泰戈尔不断变化小说的框架结构，或是自述形式，或是讲故事形式，或是诗化散文结构，或是高度集中的戏剧框架，令人目不暇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