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满十七岁，就下乡到皖南山区的一家国营农场，在锣鼓喧天中离开了上海，当时我的心情有点儿郁闷。汽车在土路上颠簸了八九个小时，不知不觉驶入了山清水秀的山区，见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和红花间点缀着白墙黛瓦的民居时，心情便疏朗了许多。
17岁留影
我被分配农场到场部后勤工作，刚去不久，就认识了农场美女广播员小马。她身材匀称，脸上焕发着清纯的美丽。可以说她的形象是凝结那个时代的美：两个马尾小辫，双排扣女装，端庄、率真、阳光。我和小马第一次接触是为准备“五.四”青年节农场文艺汇演。当时她创作了长篇诗朗诵节目。我们俩代表场部机关参加演出，小马的朗诵字正腔圆，充满激情；我在北京生活过多年，普通话更是娴熟，并带有京味儿。据农友反映我们那次演出非常成功，我也因此一夜成名，在农场迅速被人们所认识。
小马是70届中学毕业生，比我早一年到农场，分在六连种地。她有着少见的开朗和自信，性格随和，富有灵性，写得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六连很快被场部发现，半年多就调入场部当广播员，那是一个讲究政治的年代，每天听广播成了生活的必修课。
每年早春，农田里生长一种白根，绿叶开红花的小草。等这些草吐蕊开花后，人们就将它翻耕在泥土里作为肥料。小马为此写了一篇《红花草》的散文给我欣赏。她愿像红花草那样平凡、质朴，且有牺牲精神，奉献大地。文章充满青春朝气，写得华彩抒情。在她的感染下，我也时常写些小文章、诗歌与她交流。有的还上了广播。初夏的傍晚，夕阳把远处的青山染成紫色，我漫步在农场山坡的弯曲小径上，听着小马纯正的普通话朗读着我的广播稿，心里激荡着青春的感情，好像是在听作家写的文字，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农场小马算是遐迩闻名的人物。她交际甚广，各连队的领导、工会、团支部骨干她都认识，连农场弹琵琶的、唱歌的、画画的、开拖拉机的等等各路好手她也熟悉。基层连队来场部的人都喜欢找她聊天、办事，出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下基层跑连队。她天性喜欢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她所在的场部机关、领导大多比较赏识她聪慧能干，多才多艺，可她与一般群众相处得比较淡漠。
那年月上进的青年都有积极要求入党的愿望。小马入党报告写得比别人早，却一直没批下来。场部机关是比较沉闷的地方，工作人员大多是从各连队选拔上来的佼佼者，女同志居多。有团委、工会、财务会计、电话总机接线员、广播员、招待所服务员、劳资部门等等。小马富有个性，交往人多，时常有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结果往往不被环境所接纳。批评她很容易，好像多才多艺，也成了骄傲的代名词，谁都可以对她说三道四。在入党问题上，她的缺点被放大，什么娇气，小资情调，好表现自己等等，有时一盆衣服没及时洗也成了一种缺点加以指责。农场有加工资、上大学，抽调回上海当教师，包括入党诸如此类的好事，好像都轮不到她。有时领导提出来，群众中就会冒出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为这些事她苦恼过、消沉过，但她很快就释然了。她总是充满活力，对什么都喜欢，都感到新鲜。农场广播线断了，她也会和电工去检修，爬电线杆，平时她制定了读书计划，写广播稿、诗歌、散文和小话剧等，写啥像啥，还经常练习书法，其字也颇有功底。
夏季，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小马穿着红裙子就像红花草那样引人注目。一天，她借给我用报纸包起来的一本书。我以为是纸张泛黄的“毒草”，急不可耐地拿回寝室打开一看，是一本海涅诗选，书中的插图非常精美，突然我发现书中夹带着一张她的三寸艺术相片。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摄人心魄地微笑着。我很惊奇，也很恐慌。凝视着相片，我想这是否是一种暗示，或许是一时的疏忽，那时我真有点儿单纯，不敢往那方面多想。那书中的第一首诗，我是读得刻骨铭心，至今30年过去了，我依然倒背如流：
星星们动也不动，
高高地悬挂在天空，
千百年彼此相望，
怀着爱情的苦痛。
书看完后，我小心地将相片夹在书中，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她。我替她想了许多，我不知她是如何想的，但她见了我还是那么坦然，我便腹诽自己太自作多情了。
当年的农场业余生活颇为单调枯燥。人们喜欢相传些男女之间的花边新闻。我和小马难免也被人们议论。有时，小马来还书，同寝室的人就会取笑；“李马氏来了。”搞得我哭笑不得。有些场合，人们与我开起这种玩笑，我忍不住辩白几句，想不到这种事件越抹越黑，等传到小马那儿，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儿。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我故意疏远了她，一段时间没去找小马。
可现实生活中，小马的名字和我连在了一起。初秋，小马出差去上海。场部驾驶员小赵开车经常去上海运货，他在淮海路卸货邂逅逛街的小马母女。小马的母亲非常热情，硬是买了块冰砖给他。小赵非常感动，回农场特地找我说起此事。他大力赞赏小马的美丽和人品，劝我要珍惜和善待她。
小马见到我，主动打招呼，她态度诚恳又坦然，于是我又坦然地与其交往。在那些枯燥单调的时光，看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和小马交换阅读文学作品，成了我们友谊的纽带。有些好书在我手里也只有一二天光景，我速读后借给小马，她通宵达旦地看完，信守诺言地还我。在那个年代，能读到好书是一种奢望，我俩读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梅里美、莎士比亚、契诃夫、托尔斯泰等外国名著，仿佛是生命中的精神大餐，不断地从书本中吸收精神营养。
与农友摄于练江牧场
农场广播室是闲人莫入的重地。广播室共三间房间，一间播音、录音，一间放置机器设备，还有一间是广播员办公休息之地。从排练节目开始，我一直是那里的常客，我俩每次读完一本名著就兴奋地交流，感叹惊讶，各抒己见。谈论小说主人公的命运，谈论生活和人生，好像那些岁月就是为了交流文学作品而生活着。我当时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大型交响乐，包罗万象，气势磅礴；雨果的作品是小提琴独奏，拨人心弦，揭示人性。能借到这种书，我就找借口请假阅读。有时思想沉浸在小说里，几天都缓不过来。潜移默化中，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经验，对人性的理解，对社会的认知。
我记得有次借给小马一本鄂华的短篇小说集，有《女王皇冠上的钻石》《幽灵岛》等小说。她晚上看后不敢睡觉，满脑子都是蛇在身边等恐怖故事情节。她对我说最喜欢莫泊桑的小说《寂寞》。为此，我回头看了几遍，反复琢磨，心想莫泊桑精彩的小说那么多，不明白她为何对这篇小说情有独钟。
那时，我们曾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这类红色经典而感动，但最让我难忘的是小马借给我的那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主人公出身贵族，有爵位，家产万贵，本应享尽荣华富贵，但他却为理想投身革命，九死不悔，他专门自找苦吃，磨练自己的体魄和灵魂。他冬天洗冷水浴，为了朋友与自己妻子的恋情，可以假装自杀来成全他俩。这些故事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改变了我怎样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的视角。当年我们的生活非常清贫、艰苦，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给了我精神上的有力支撑。至今回想起来，精神上的充实其实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
第二年，我被选送到上海师大政教系学习。我像老鼠掉到了米缸里一般如饥似渴地啃书。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读了这些经典原著，便萌生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班对各种社会主义有各种争议和见解。上世纪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我们为此感到困惑。我班有一位同学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质疑：我国物质匮乏，不发展生产，大搞阶级斗争，连总理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些言论我们只能在私下里听他议论，不敢公开说。
当下，国人已然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是走了那段弯路后总结出来的。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谁都不明白，我们政经专业的学生也说不清，道不明，至少思想上冲不破那些框框。个别同学大胆地提出质疑，人们却感到害怕，分不清是非，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这是右派言论，但我们非常理解他的独立思考，没有人告发他。
冬至过后，寒意渐浓，校园里满地落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小马突然来师大看我，我感觉找到了知音，便将这些知己的话一股脑儿地向她倾诉，但她听了这些议论，似乎也有过类似的思考，她亦深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担忧。小马是个开朗活泼的人，她不愿多讨论这些敏感而沉重的话题，她那黑色的眸子里焕发着对未来的向往。她谈起自己的理想是进大学新闻系学习，将来当一名记者就心满意足了。我说：“是啊，人应该有理想有追求。”小马喜欢轻松话题，对美好明天充满憧憬。可我总是用阴郁的情绪强加于人，破坏她的情绪。
冬去春来，我毕业后又回到了农场。炙手可热的人物王洪文视察上海国营农场时，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场，他的话在当初可谓是一言九鼎。农场开始稳定干部队伍，小马的岗位被列入稳定范围。那年春节后，她调入新成立的农场业余大学任教。我读完书返回农场恰巧被分到业余大学，岗位决定命运。倘若在业余学校教书，就属于稳干对象。看到其他人期待着每年一度的上调返城，我感到留在学校前途黯淡，情绪变得消沉。教了一期学习班，我身心交瘁，请假回了次上海，返回农场途中，我认识三连一位打扮时髦、长得出众的美女。回农场后，每逢周六场部放电影前，她都要找借口借凳子，与我聊天，她的出现又成了我的桃色新闻。小马知道后困惑地问我：“这种人也能交朋友？”我听罢很沮丧，无言以答。
一般知青虽然苦点累点，但有个盼头，每年都有上调的机会，熬上几年都能回城。我们这些扎根派呢？年纪轻轻却要在这儿熬上一辈子。
在那忧愁的日子里，小马好像已度过了痛苦期。有时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她和以前一样，看书、写作，时常在办公室里苦练书法，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令人敬佩。我白天照常工作、生活，日复一日，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夜晚，我独处在寝室，走进书堆里。支撑我意志的是描述贝多芬的书，我仿佛从雄壮的《英雄交响曲》的节奏中寻找到“扼住命运的咽喉”那种悲壮的激情。在笔记本里，我抄录一段话来激励自己：“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这种人生哲理的思考，战士豪迈的激情，多少次在我失落、消沉的时候，由勇士搀扶和抚慰着我走出迷茫的黑夜。当年，我和小马都有几本手抄格言、书摘的笔记本。一本好的小说，里面的书信是最精华的地方，特别是情书，那简直是大作家对人生、社会和爱情最经典的诠释。我俩收集了很多名人名言，彼此交换欣赏。郭小川的战士胸怀和爱情诗歌都成了当年我的精神的支柱和向导。那时我记得和小马几次谈论起《红楼梦》中《好了歌》，我俩感受倒不是虚无和消沉，相反看到了曹雪芹揭示了人生、社会更深层的一面，大地落了个一片白茫茫真干净。
冬天真的来了。一场大雪将青山、田野、房屋都悄悄地披上一层白色。皖南山区的大雪茫茫一片，相当壮观。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都能呈现在你的眼前。望着茫茫雪景，我思绪万千。近傍晚时分，我约了小马聊天。当我们走进教学办公室，另一位老师手捧热水袋正在看书。见到我俩到来，她知趣地回了寝室。我和小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本来小马扎根农场已经够苦闷了，有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作伴是种天赐的知己，现在我却找她来帮助我出主意如何离开农场。我当时浑然不知其委屈心态，硬要她出主意，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我有点犹豫，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辞不达意，她依然坦荡真诚。
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找周副场长调回原部门呢？那样你就可以有机会调回上海了。现在组织上还没找你填表，说明现在还是过渡期。你必须抓紧离开学校。凭我的感觉，你是很有希望的，不像我只能留在这儿上山当‘尼姑’了。”小马的这番话点到了我的穴位，我就是犹豫不决，缺乏果断的行动。经她点拨，我忽然开窍，急得马上就要去找周副场长谈话，可我不认识他的住处。须臾，小马回房间穿上大衣，领我直奔场部的干部宿舍。
一路上风雪交加，寒风刺骨。雪地上留下我俩深深浅浅的脚印。我壮着胆找周副场长拉起了家常话。通过近一小时的交流，老领导很轻松地就同意了我回老单位。当时我领悟到：人不能一味地被动接受命运安排，要有激情和决心，特别是要坚持要行动。由于多时压在心头的郁闷，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我出门后深深地吐了口气。在下楼时，我握紧拳头，不停地挥舞着，浑身热血沸腾，感到天寒地冻也是人生的一种磨炼。我兴奋地畅想着，等我出楼一看，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竟然有一个黑影。再凝神定情一看，原来是小马站在雪地里近一小时。她像一尊雕塑一样伫立在那里等我的消息。在她的外套上已经积起了三座小雪山——棉帽顶上和两个肩膀上。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
她看见我出来急切地问：“怎么样，谈得好吗？”我看着她通红的脸膛，想起北欧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种怜悯和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兴奋地说：“他同意了。”“那好，那真好！”她说得很轻松随意。望着她那份真情，我真想拥抱她，亲吻她，但是我又想到可以回上海了，理智的闸门又突然压抑住一时的冲动，我不想亵渎这份美好的感情，心里有种难言的沉重……
那些年，我感觉到小马对我有那种意思，人处在那种环境，我是颇为忧郁的。有时，我转弯抹角地与她说起过，我不会在农场里谈恋爱，这种环境我不想待一辈子。可那天，我真想捅破这张纸，但马上就冷静了下来，就像雪地里留下我俩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大雪掩没了。在那寒冷刺骨的风雪中，我理解了小马为什么会喜欢莫泊桑《寂寞》这篇小说。
几年后，我们相继返回了上海，为了大学文凭和各自前程，我俩失联了。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和恋人在淮海路上购物，突然与小马邂逅，我佯装不认识拉着恋人匆匆离去。那时我正准备结婚，我不敢再面对曾多年精神上患难与共的小马。
四十岁重返练江牧场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30多年转眼过去了。近几年来，时有农场知青聚会，但我始终没去寻找小马。我想，让这份美好的印象永远珍藏在记忆的“瓶子里”，时常还能回味青春的芬芳。假如现实中见到了小马，拿不准是否使我失望，我不想让失望扭曲了美好的回忆。因为在我纯真的青年时代，心中永远有着田野里的红花草，海涅的诗，莫泊桑的《寂寞》，以及三座小雪山……
李力，祖籍山东，1955年8月出生于上海。曾下乡徽州七年，上海涂料研究所搞科研七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中国银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莘庄工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外资银行和外资租赁公司等金融单位谋差25年。年近花甲，有闲涂鸦文字八十余篇，其中近半散见于各地报刊，有两篇获得中国散文协会颁发的“当代散文最佳创作奖”，并编入《中国散文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