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洞庭波涌写华章
——改革开放40年洞庭湖畔作家作品论
文/张文刚
目 录
第一章水韵山风——山水与故乡书写
第一节 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
第二节 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
第三节 《坚守十一种维度》：自然的音符与诗意的坚守
第四节 《逝去的雪》：水孕育的诗情
第五节 《走向》：远行者永远青春的背影
第六节 彭其芳散文的意境美
第二章波光帆影——现实与人生追踪
第一节 《梦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史
第二节 《大法庭》：具有时代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话语场”
第三节 《乡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报春花”
第四节 《映山红遍》：一部接地气的报告文学作品
第五节 《澧州，一个筑梦的地方》：“中国梦”的文学阐释
第六节 未央抒情诗的宽广音域
第七节 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主题类型及多维价值
第三章浪遏飞舟——人性与灵魂透视
第一节 《爱历元年》：从陌生回到原点
第二节 《百年不孤》：“仁德”的文学书写
第三节 昌耀：高天厚土的神性歌唱
第四节 卢年初：生态散文的差异性描写
第五节 白旭初：根植于人性沃土的微小说
第四章云飞霞绕——智性与哲理表达
第一节 少鸿的寓言体小说
第二节 曾辉乡土小说的创作辩证法
第三节 杨亚杰诗歌的人生况味和寓意
第四节 龚道国诗歌的情理融通
第五节 余仁辉诗歌的智性思考
第五章轻舟溯流——传统与诗意承接
第一节 《抱月行》：艺术传承与诗意传达
第二节 《李自成秘史》：历史语境的贴近和超越
第三节 散文集《穿越城头山》：古城遗址的文学演绎
第四节 动漫剧《雷锋》：传统道德教育的范本
第五节 刘京仪戏剧作品的美感形态
第六章沙鸥翔集——探索与艺术创新
第一节 李万军富有学术精神的报告文学写作
第二节 汪荡平的戏剧创作实践及意义
第三节 长篇小说《情中情》的语言特色
第四节 常德丝弦新编曲目唱词的结构艺术及审美作用
第七章渔歌互答——短论与作家访谈
第一节 “余墨”写春秋
第二节 跨世纪的文艺盛事
第三节 少鸿访谈录
面对世界的变幻——破解寓言体小说《幻变》 涂 途
持守·凝思·希冀——长篇寓言体小说《幻变》的生态意蕴 田 皓
生存的忧患与诗化的审美——评长篇寓言体小说《幻变》 李 琳
生态的变迁与生命的幻变——《幻变》的结构主义解读 粟 超
部分展示
第一章水韵山风——山水与故乡书写
第一节 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
诗歌，这昔日高悬在我们头顶的气势壮观的瀑布，已落地潜隐为心灵河床上的涓涓小溪。在经历了太多的诗歌旗号、口号和争辩之后，诗歌走向了静寂与平和，回归了常态与本真。桃花源诗群就是开在诗歌春天的一树寂静的花朵，以其蕴藉、谦和的姿态，热烈、深挚的情感，明亮而略带忧伤的色彩，在心灵和大自然的春风里驻足和歌吟，呈现出一种生态化抒写的诗性智慧和审美趣尚。
桃花源诗群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首先，桃花源诗群是地理的。这群诗人行吟在“沅有芷兮澧有兰”的湘西北，北枕长江之虹霓，南拥桃花之斑斓，东含洞庭之波光，西执凤凰之彩翼，在这天然的诗歌版图里写诗，饮酒，做梦。是他们在抒写诗歌的图腾和密码，是诗歌在抒写他们的足迹和追寻。其次，桃花源诗群是文化的。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底蕴成就了这群诗人的文化胸襟和诗歌梦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个庞大的具有隐喻意义的文化符号，它不仅上下连接起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和游历的诸多才情卓异的文人奇士，捧出了一串串璀璨的文化珠宝，而且诗化、美化了这方传奇的山水，使之成为后世者羡慕和向往的仙界福地和精神家园，同时召唤、激发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浪漫而诗意的文化想象力和表现力。正是在这种精神血脉的流注和贯通中，桃花源诗群展示了自己既具有共性又富有个性的风采。再次，桃花源诗群是诗性的。“桃花”是这群诗人笔下一个共有的诗性意象，它以明亮、斑斓的色彩和温暖、和谐的内涵在其象征的意义上渲染出诗人内心的向往和眷恋，拼贴出一幅幅春意盎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桃花源诗群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并打上了某种文化、审美胎记的诗歌群落，是当今诗坛一个不容忽视的诗歌现象。
桃花源诗群的骨干成员主要有庄宗伟、龚道国、罗鹿鸣、张天夫、刘双红、杨亚杰、邓朝晖、谈雅丽、余志权、余仁辉、冯文正、唐益红、章晓虹等人。在此之前，生活于斯而诗名鹊起的周碧华、黄修林等人所倡导的“新乡土诗”应该说是桃花源诗群的前身。我这里不对桃花源诗群作全面的评析，只从生态化抒写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梳理。
表现和谐是桃花源诗群生态化抒写的一个重要特征。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和谐。自然生态追求的是万物和合、各得其所，生命生态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融相通、诗意相处，心灵生态追求的是平和宁静、涵纳万象。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诗学意义上的生态史。农业社会自然生态的原始静穆，民风民俗的淳厚，心灵的单纯和唯美，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诗意想象，滋生了早期诗歌的生态化描写。那些吟咏山水、抒发性灵的诗歌大都是表现和谐生态的典范之作。随着时间推移，自然生态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包围中发生种种改变，社会生态、政治生态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诗人也开始从对自然的歌唱转为对政治、革命和主流话语的关注。从新诗取代旧诗，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在整体上都保持了一种政治书写和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生态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诗歌描写中也遭遇了冷落，甚至被放逐。正如有的学者撰文指出的：“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自觉意义上的生态诗歌创作由萌芽、发展逐渐走向繁荣，形成了相当规模，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当21世纪人类吹响生态文明的号角，诗歌也必然拨动诗性生态的琴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桃花源诗群关注并表现生态和谐与和谐生态。这种和谐，既有自然生态的和谐，也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更有人自身心灵的和谐。
诗歌永远是大自然和人类心灵的知音，甚至可以说，诗歌就是用文字的符码砌建的一方诗性的自然空间和心灵空间。唯其这样，诗歌写作才成为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方式之一，成为一种最具有体验性、灵性也最具有诗性的话语活动。桃花源诗群的诗人，用各自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抒写着“桃花源胜景”，以及人游走、拥抱、销魂于自然万物中的那份自在和惬意。经历了漫长的“高原之旅”回到故乡并一脚踏进“桃花源”的诗人罗鹿鸣，其长诗《屋顶上的红月亮》，一改他在青藏高原时期雄浑、冷峻、滞缓的风格，变得朴素、纯粹、亲切，仿佛现代版的诗歌《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中的“仿佛若有光”在罗鹿鸣笔下浸润、放大为故乡“灵魂的光芒”：乡村弥漫出来的纯净之光、人性之光与红月亮的神性之光相融合，召唤着过去甜美的记忆并漂洗着一个现代人的疲惫的灵魂；对美、爱、自由、明亮和静谧的赞美与眷恋，羽毛一般舒放出诗人的心灵之光。由此诗人的心灵和村庄、红月亮相走相亲、相融相谐，呈现出一片大和谐与大智慧，印证了“生存就是一片大和谐”这个至上的真理。是一个久远的令人倍感亲切的乡村童话，更是一个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到来之后的叫人越发珍惜的寓言。“生态”的意义也从“童话”和“寓言”中得到深层次的体现。当诗人把“高原”赋予他的那份厚重、坚韧和对生活的信念，以及城市经历带给他的那种焦虑和忧思，与乡村叙事、乡村抒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追寻一曲记忆中的生态梦想，并渴望延续、放大这曲梦想。罗鹿鸣的诗歌感性中有理性，诗思飘逸腾挪，意象新奇跳转，往往于铺叙中熔抒情，在抒情中含哲理。
罗鹿鸣写诗正如他喜欢摄影一样善于“取景抒情”，“镜头”伸缩转换，胜景迭出，情感充沛。另一个久居“桃花源”的诗人龚道国则擅长“写意抒怀”，在看似对大自然的随意点染中表达着内心的诉求。他的组诗《赏桃记》、《松雅河记》在对桃树、桃花、河流、泥土等意象的吟诵中，反复渲染、求证并赞美着一个大主题，即“和谐”。“花去果熟/香散甜聚。一棵桃树终其一生/在内心里安居，在枝叶间轻移”（《一棵桃树》）；“我看见草牵着草/相互扎根。叶子叠着叶子，一片厚实穿着/另一片厚实，爱抱着爱，安生立命”（《亲爱的大地》）。这是一种淡泊自守、相依相亲的景象和境界，是写景，更是写心、写情，写一种大自然与人类的生态理想和生态守望，追求并体现了一种“自然心灵化，心灵自然化”的艺术表达效果。其诗情有一个酝酿、积蓄和爆发的过程，往往在平淡的描写和叙述中出其不意，用具有穿透力的语言点化和升华，把表象引向深入，把疏松拉向紧密，把平淡推向高潮。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功力，更是一种诗性智慧的结晶。
桃花源诗群中两位颇有才情的年轻女诗人谈雅丽和邓朝晖，诗风较为接近，都习惯用清丽的语言、优美的意象、舒缓而有张力的节奏来抒发作为女性诗人的那份细腻、微妙而内敛的感情。她们都喜欢对着自然和自我言说，那种自言自语的从容表达，那种心灵的感悟和精神的触摸，那种诗意瞬间的定格和日常细节的渲染，那种移情于景、心物交融的内在化抒写，使她们的诗歌具有一种气定神闲的姿态，一种优雅纯净的抒情气质，一种超越了简单的具象和表象的思想深度。她们在神秘、和谐的大自然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心灵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表现心灵如何摆脱孤独、寂寞、恐惧、世俗而走向和谐、宁静和愉悦。这个心灵超越、精神升华的过程，得之于自然万物的启悟和救赎，得之于对生命、青春和爱情的感悟和认识。表现经由沉浮、挣扎而抵达心灵的和美与平衡，较之于直接表现心灵的和谐与自洽更加富有动感，也更加艰难。“我身陷入暗流与漩涡的双重包裹/却不惊惧这泥沙俱下的水域/我将近于渔火，相似于渔港码头的一丛芦苇”（谈雅丽《夜航船》）；“那一晚后，我们越加慈悲，善良，/因我们听了一夜的水语/这一夜的水语就是命运的救赎/永不停息的爱和宽恕”（谈雅丽《蓝得令人心碎的夜晚》）；“就像我，就像我们/在每个夜晚不安的河水中/感觉自己在微微地下沉”（邓朝晖《夜晚》）；“我安心于自己栖息的枝头/对于曾经激烈的内心/也已宽恕”（邓朝晖《安居》）。犹如锦缎上的丝线，这样的句子遍布她们诗歌的缎面，以其细腻、柔韧和绵长刺绣出女性诗人困惑中的清醒、窘迫中的坚持和内心的富有与宽厚。
这样描写和谐生态的诗人和诗作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张奇汉的“村庄”诗歌在“写意画”似的神韵中描绘出了一幅恬静和谐的生态乡村图；宋庆莲的“乡土”诗歌在“梦呓”般轻灵的诉说中表达了对大自然、生命以及爱情的感悟和感恩；刘双红、杨拓夫的“故乡”系列诗歌有一种岁月变迁中与故土灵息相通的亲近感、负重感和痛疼感；李富军的“桃花”系列诗歌在抒写大自然的清新诗意的同时富含一种历史文化的斑斓和厚重；彭骊娅的“抒怀”诗歌往往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中打开纯朴、浪漫的心灵之旅，把传统诗歌中的美丽、原初、消逝、等待、叛逆等主题演绎得富有现代感。
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和放低的姿态写作是桃花源诗群生态化抒写的又一特色。赫舍尔指出：“正确认识人是正确理解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前提。我们的一切决定，无论是认识上，还是道德上的或美学上的，都取决于我们关于自己的概念。”[2]就生态构建的本质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即人如何看待、对待自然以及如何看待自身的位置和作用，是至为重要的。只有尊重、善待乃至敬畏自然，也只有去掉人类自我中心、自我膨胀的意识和观念，才能构建和谐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这种生态观念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要求诗人在对待写作以及对待生活的问题上，不刻意抬高、炫耀写作者的身份，“不做作，不卖弄”，秉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和谦恭的姿态，俯下身子，贴近生活，化平淡为神奇，熔凡俗为诗意。就中国新诗创作来看，曾经不少诗人是以精神领袖、社会拯救者和担当者的身份来写作的，夸大了自身和诗歌的作用，疏离生活而据守心灵之一隅，架空内容而醉心于语言文字之游戏，结果导致诗歌的“水土流失”，出现营养不良、精神贫血等症状。那么新诗在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也面临着诗歌观念的调整，在写作者心态和身份的转换上，桃花源诗群很有代表性。
在诗歌旅途一直匆匆“赶路”的女诗人杨亚杰，曾出版《三只眼的歌》《折扇》等多部诗集，最近又将近年发表的新作拟结集为《和一棵树说说话》。我曾为她写过诗评《从“抒情”到“书写”》[3]，认为在她的笔下，诗歌还原为生活的诗性描画和勾勒，还原为童年、乡村、普通人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从细节、情境到语言和叙述风格，都弥漫着朴素的诗意。这一点在她近年来的写作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和彻底。她写日常生活，那些微小的毫不起眼的场景、事件和人物，被她有滋有味地书写着，传达出来的也许是一点小感觉、小情趣和小启示，但又分明蕴涵着作者的大敏锐、大思考和大智慧。而当她描写身边或记忆中的那些大事件、大场景和大人物时，她又能还原出一种生活的现场感、亲切感。她写诗，她也是在用诗歌来生活、思考和对话，用生活的语言写诗，用诗歌的情怀生活，在她身上，诗歌和生活几乎是叠合的。这是一种诗歌观、也是一种生活观的体现，在这种状态中诗人的写作是惬意的、快乐的，生活是幸福的、满足的，心灵是和谐的、滋润的。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初读她的诗作，有点像看一壶“净水”，清澈、透明，似乎看不到什么；继读她的诗作，有点像看一泓小溪，清澈透明的下面招摇着一些“水草”，静卧着一些“卵石”；再读她的诗作，有点像看一条江河，清澈透明的只是语言的浪花，回旋的则是深长的意味和韵味。这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境界。
在抒写日常生活的同时，把写作的眼光和立足点放低，这是桃花源诗群诗人们生态化抒写惯用的策略。放低自我，缩小自我，温良谦让，是对他人的友善和尊重，对事物规律的理解和遵循，对大自然的聆听和敬畏，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为了从大地、泥土、一切普通的事物和底层人物的身上获得一种启迪，汲取一种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一种生活的恰当位置，一种内心的和谐感、满足感和愉悦感。冯文正的《农民工兄弟》《远去的补碗人》《我骄傲的橘子》，龚道国的《在低潮处闲居》《亲爱的大地》以及组诗《祖国，我看见你》，邓朝晖的《低语》《野菊花》《尘世之外》，谈雅丽的《船娘》《北小河》《方圆百里》，熊刚的系列诗歌《铺路工》《架线工》《泥水匠》，等等诸多作品，在平凡和朴素中提取诗意，从僻野之地和生活底层发现纯粹与崇高，或娴静，或奔放，或朴拙，或绚烂，或贮满幸福和沉醉，或满怀赞美与感恩，营造了一种和乐、静美的氛围，描绘了一方人与自然、人与人诗心相通、诗意共处的生态家园。
审视和反思是桃花源诗群生态化抒写的又一维度。对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审视和反思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一种内在批判动力。只有审视和反思，才能发现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和自然的关系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调整我们的观念和前进的步伐。作为诗歌，在生态化的抒写方面既要表现并赞美和谐、诗意、谦恭的一面，又要具有一种思考的深度和批判的锋芒。桃花源诗群的部分诗人在写作中具备了这种审视、反思和批判的勇气。余志权的城市系列组诗，就直接审视城市生态，包括物化生态空间、文化生态空间和人际关系生态环境等，表现城市的扩张和掠夺，乡村和农民“被城市化”的痛苦和无奈，幽默和讽刺之中有一种悲凉和愤激之情。章晓虹的诗集《城市飞鸟》有相当一部分是写城市生态的，写城市的车轮、高楼、霓虹灯、酒杯等种种物象，意在表现城市的拥挤、灰暗和遍布的欲望陷阱对自然性和人性的压抑、摧残；这种表现是在湖泊、森林、荷花、飞鸟等大自然优美的意象的参照和衬托下完成的，因而隐含的“城市生态批判”和“乡村生态向往”则一目了然。张惠芬歌吟绿色自然、健康自然的诗歌，剖析了现代人身上的某种“病痛”和“颓废”，寄予着对人的心灵生态的关注。陈小玲的诗歌表现自己在城市里的孤独、迷茫、忧郁以及“无处可逃”的窘境，渴望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救赎。唐益红的诗歌是关于流逝、燃烧、忧虑和救赎等主题的表达，在对时间、人生特别是爱情的审视和反思中，有一种希冀打通古今、融汇万物的气势和怀抱，有一种决绝的姿态和超拔的气质，有一种紧张感、尖锐感和疼痛感。与另外一些女性诗人那种平和温婉的表达不同，她是激烈的、奔放的、燃烧的，她想用这种方式拒绝平庸、浅薄和循规蹈矩，希望抵达内在、自我和深刻。正如诗作《我希望我的衣衫是我的马》所表达的那样，希望生命包括爱情被一匹野性的“能点燃出火焰”的马所包裹，在自我心灵的搏斗和较量中冲出“危机四伏的暗夜”。这种奔腾的、燃烧的情感，是一个现代诗人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冷静观察、体验和思索的结果。
作为一个诗歌群体，桃花源诗群除了文中所说到的诗人之外，还有一批人数可观的诗歌作者，较为活跃的有张一兵、胡诗词、黄道师、刘冰鉴、刘浩、彭淼、汤金泉、戴希、杨孚春、张奇汉、张晓凌、谭晓春、麻建明、海儿、谢晓婷、曾宪红、张庆久、聂俊、肖友清等，还有张文刚、肖学周、夏子科、佘丹清等一批评论家正在参与其中。近两年，这个群体在《诗刊》与澳大利亚《酒井园》等诗歌刊物频频集体亮相，在《人民文学》《诗刊》不时获奖，在诗坛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尽管如此，我认为现在桃花源诗群还没有形成自己共同的诗歌主张和观念，诗人之间在艺术表达、抒情方式和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就我所接触到的诗作来看，从大的方面讲，诗歌在如何把握和处理俗与诗、显与隐、散与聚、言与意、情与理等关系方面还有所欠缺，有时呈现出某种“生态失衡”的状况。就具体的方面讲，有些诗歌描写和铺叙太多，沿袭传统而缺乏创新；有些诗歌较为单纯明朗，而淡化了应有的厚实和深刻；有些诗歌有意象有佳句，但没有一种完整感和场域的气息；有些诗歌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但没有放进更多的光和影、更多的气象和胸襟，等等，这些都是值得今后在创作中加以注意的。正如龚道国在诗歌《一棵桃树》中所写的：“让一种站立向上下用力/向下去的，一脚踩进了土/扎向深处，坚持着隐蔽和挖掘”，启示我们诗人在创作中“上下用力”，向下，深入生活，贴近泥土，亲近自然；向上，加强修养，陶冶性情，训练诗艺。唯其“上下用力”，桃花源诗群才会像春天斑斓多姿的“桃花”一样，繁花似锦，生机勃勃，美不胜收。
[1] 田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发展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 赫舍尔：《人是谁》，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8 页。
[3] 张文刚：《从“抒情”到“书写”》，见杨亚杰诗集《三只眼的歌》，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人文洞庭”项目（湘教通[2015]351号）研究成果
湘西北文化与文艺发展研究中心（湘教通[2012]311号）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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