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以“故乡”为题的作品比比皆是，单篇最有名的莫过于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
1921年1月，鲁迅写下《故乡》，当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如今，100年过去了，《故乡》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故乡》百年，成为中外教科书名篇
说起《故乡》，78岁的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心潮澎湃。中学时期，他读到这篇小说时，就不禁为鲁迅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故乡》写于1921年1月，整篇小说有5000多字，同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当时，正是辛亥革命10年之后。
鲁迅自1912年随中华民国教育部北迁赴京供职之后，曾于1919年底返回故乡绍兴，将全家迁到北京。根据这次搬家的经历，鲁迅创作了《故乡》。鲁迅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人生感受等，在小说中都有反映。小说为读者呈现了两个故乡: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
《故乡》自1923年进入教科书，除了“文革”期间，一直活跃在国人的中学时代，成为现代语文教育史里的名篇。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对《故乡》熟悉，日本人亦是如此。
1927年10月，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大调和》发表了鲁迅的《故乡》(译者不详),这是鲁迅作品首次在日本发表。1953年，《故乡》入选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出版的中学国语教科书。自1953年以来，凡是接受了义务教育的日本人，都是学过《故乡》的。
鲁迅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故乡》先是通过《新青年》杂志在读者中传看，接着因收入小说集《呐喊》而越发流行。《呐喊》1923年出版，到1937年共发行24版，超十万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其间，《故乡》被当时在湖南一师附小做校长兼国文教员的毛泽东选作教材，这篇作品还传到了东北欧和英美。从那时起至今，鲁迅先生的文章长盛不衰，毫无疑问地成为经典。
那么，《故乡》为何会成为经典并长盛不衰？
在裘士雄看来，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一直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改造国民性？一个国家，只有人民觉醒、进步，才会有希望。但放眼旧社会，周围多是诸如杨二嫂、闰土之类的人，他们显然是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的。因此，鲁迅既感慨国人精神之不张，又痛惜个人情感之幻灭。《故乡》主动关注社会人生，追求思想内涵和悲悯情怀。同时，这种内涵和情怀，有恰当的艺术表达，而非概念式的说教。
在郜元宝看来，《故乡》进入中国的中学教材后，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分段、总结主题思想，深入到各个细节的模式，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也是《故乡》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鲁迅研究专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指出，细腻的笔触，是《故乡》成为经典的一大原因。在鲁迅笔下，月亮通常是一个照彻寒冷和孤独，增强恐惧和悲哀的意象，那情景跟传统的阴晴圆缺没有关系。在《孤独者》中，月色和心境也有交融：“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望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鲁迅对月夜有偏执的看法。有时，在记忆的深处，那些美好的时光也会和月夜有关。《故乡》里的“我”听到说儿时的好友闰土，第一反应便是一幅夜空下的美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月夜下那个身手不凡的少年形象在小说里出现两次。
藤井省三曾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批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赴复旦大学留学，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等，他写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来讨论《故乡》在1921年发表后被阅读、评论的变迁情况。
日本学界鲁迅研究最主流的方法是考据研究，而藤井省三的鲁迅研究里有许多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他认为，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一个方法是翻译，即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对鲁迅作品一字一句地翻译。在阅读鲁迅作品时，其中的细节会成为日本学者翻译时的关注点。
比如，鲁迅的作品《故乡》里叙述者“我”被称作“迅哥儿”，听起来很像鲁迅本人。藤井省三翻译的时候，认为这个表述很有意思，是为了强调叙述者“我”对闰土的十年的怀念以及二十年的忘却。因此，他认为细节也是《故乡》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原型后代，生活变化翻天覆地
《故乡》中有两个重要人物：闰土和杨二嫂。闰土的原型是上虞农民章运水，而杨二嫂并没有具体的原型。
越城区望花小区，冬日的阳光照射在花草树木上，充满着生机。
每天上午，88岁的章贵都会看一会报纸。“年纪大了，很少出门了，想了解外面的信息，只能靠报纸和电视了。”
章贵是何人？左邻右舍都知道：他是鲁迅短篇小说《故乡》里“闰土”原型章运水的孙子，退休前担任过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时光流逝，但章贵对《故乡》却记忆犹新。
在章贵看来，“我”记忆中故乡的人物是少年闰土和青年杨二嫂。少年闰土是个健康活泼、富有活力、勇敢机敏的小英雄，杨二嫂是个年轻貌美的“豆腐西施”。现实中故乡的人物是中年闰土和老年杨二嫂。中年闰土神情悲苦又愚昧、麻木，是个“木偶人”；老年杨二嫂则变成了自私、贪婪、势利、泼悍庸俗的小市民。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这位“十一二岁的少年”就是“闰土”。
章贵的祖上生活在今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章贵说，“闰土”的原型就是他的祖父章运水。鲁迅出生时，家境甚好，家里有不少水田。章贵的曾祖父章福庆是一个手艺很巧的篾匠，每年晒谷子的时候，就会来鲁迅家翻修和新编一些竹匾。农忙时，他的曾祖父也会带些家乡的农民来为鲁迅家收粮食。有一次，比鲁迅大两岁的章运水随父亲来到周家，给鲁迅带来了许多乡村的故事，还给鲁迅做了许多玩具，从而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闰土”的生活后来发生了巨大变化。1919年，鲁迅回到故乡再看到“闰土”时发现：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是一件极薄的棉衣……红活圆实的手，又粗又笨而且裂开，像是松树皮了。”最深深刺痛鲁迅的是，幼年平等而快乐的朋友却叫了他一声“老爷”！
鲁迅把章运水的生活贫困归因于：“洪水海潮灾难、多子、饥荒、苛税和兵、匪、官、绅的压榨”。“闰土”的生活是当时绍兴乃至全中国农民生活的写照。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封建礼教，使他们的人生成为悲剧。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没能过上好日子。”章贵说，祖父章运水活到58岁，是与鲁迅同一年去世的。章贵的父亲去世也很早。
1953年，绍兴鲁迅纪念馆建馆。工作人员调查到章贵的祖辈与周家的渊源，便把他调到了纪念馆工作。章贵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从1954年到1993年，章贵在这里整整干了40年，直到退休。
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婴来到绍兴。已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的章贵，有幸接待了他们，并从此和周海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你就是‘闰土’的孙子！”许广平紧握着章贵的手。
此时，20多岁的章贵一脸腼腆，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们要把鲁迅先生的故乡建设好啊。” 许广平嘱咐章贵。
“鲁迅先生创作完成《故乡》100年了，绍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章贵欣慰地说。
情感地标，故乡的路意蕴乡愁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故乡》里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这些年来，藤井省三既关注着鲁迅的乡愁何来，又追问着乡关何处。
2020年，藤井省三的《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的鲁迅言说》出版，这本著作前半部分追踪了近现代东亚都市空间里的鲁迅人生，后半部分更像是东亚视域下的鲁迅接受史。
藤井省三在书中写道：“作为本书的作者，我阅读鲁迅作品始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期间。当时日本已进入经济高速起飞阶段，东京的空地和荒地急速消失，我也从一个小学五年级的棒球少年变成读书少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鲁迅那篇珠玉般精美的小说《故乡》。后来我上了大学，专攻中国文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为最早的一批交换生来到中国。留学期间，我曾四次访问鲁迅的故乡绍兴，并被这个自20世纪初叶以来仿佛一直在沉睡的小小古城深深吸引。”
在藤井省三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鲁迅在《故乡》中所描绘的风景，那个他于留学时期所亲近的仿佛一直在安睡的小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绍兴逐渐趋向上海化。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中国人、日本人、东亚人，阅读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1995年重访“故乡”时他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2010年当他再一次踏上绍兴的土地时，这一感觉变得更加切实和强烈。
在藤井省三心里，鲁迅精神是对人类整体抱有希望的同时，对恶者强烈批判，又对弱者常怀同情。在后现代社会，尤其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时，这种精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裘士雄打算写一篇《章运水的悲苦人生》，目的之一是唤起大家的乡愁。在裘士雄眼里，《故乡》由于思想高深、艺术完美，所以成为上世纪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现。鲁迅的《故乡》取材于自己故乡的生活，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地方色彩和民俗美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相互撞击而迸发的艺术火花。
章贵10多年前回过老家杜浦村。他的许多堂兄弟姐妹还都生活在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告别了过去父辈们艰辛的日子，儿孙辈们或到乡镇企业打工，或跑出去做生意，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家家都盖起了小洋楼。
在章贵看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当下的城市与农村，关于故乡的印记越来越少，故乡留给人们的印象也越来越模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件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土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孕育一件作品与培植一棵树、培养一个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鲁迅先生的《故乡》成为了一个关于故乡的“情感地标”，它长着传统文化的血脉，烙着一方水土的气息，它只是造了一个序幕，序幕拉开之后，真正的精彩是读完这篇文章以后，读者内心那种绵延无尽的激荡、层层叠叠的思虑。
作者：越牛新闻记者 童波 编辑：方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