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
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
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
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
然而，这部巨著，
却也难逃被退稿的命运。
原标题：《记得当年毁路遥》
编坛新人去西安组稿
是上世纪86年春天的事了。我刚当编辑一年，说好听些，是个编坛新人，其实是个毛头小伙，愣头青。路遥当时已经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一个回乡知青高加林，家喻户晓。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陕西作协主席———记忆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还有可能是《延河》主编。反正我们俩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说，力挺轮不到我，毁也轮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组稿。在《当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的稿件。不过，只是西北的自然来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习惯，由老编辑联系。我去西安，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结识的是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
陈泽顺是北京知青，在陕西出版社，后来编辑了《路遥文集》，写过《路遥生平》，很动感情。多年后回北京做了华夏出版社领导，有了一番作为。孙见喜是最熟悉贾平凹的作家，专写贾平凹，成了平凹专业户。赵伯涛的中篇写得真是好，后来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从此销声匿迹，很是可惜。如果文坛是江湖，中国作协则是一个总坛，各地区作协就是一个分坛。编辑去组稿，通常都应该先去拜访分坛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坛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赐稿。在陕西，要论分坛主，贾平凹算一个，路遥也算一个。那些天，陕西省文联正开什么代表大会，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会上混吃混住。正好，贾平凹也在会上，自然就认识了。
《当代》有个传统，老编辑总是会告诫新编辑，编辑和作家，是作品的关系。作家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无关。所有作家，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亲疏，也仅仅因为作品，和恩怨无关。拿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三大巨头，在《当代》眼里，绝对同样尊重。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当代》首发。贾平凹在《当代》上发表过一些中短篇，路遥的成名作就发在《当代》。
《人生》之前，路遥还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发在《当代》上。《当代》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这部中篇，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当代》作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付之一炬。
《惊心动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刘茵看，再送秦老终审。秦老说，这个作者很有潜力嘛，立即请他来北京修改!路遥这部中篇，就是在《当代》编辑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后二楼。改完之后，路遥感叹说，比初写还要费神。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当代》还发表了路遥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当代》后任主编何启治责编的。旧事重提，只是想说，路遥和《当代》的渊源其实深过平凹和《当代》，我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访他。没去拜访，没别的原因，就只是我的个人性格。20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从路遥开始，我从来就没去拜访任何已经著名的作家，从来没有。从来不会为了约稿去拜访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访甚至纠缠著名作家，争取他们赐稿，是编辑的基本功课。当时有四大美编之说，就是四个著名的美女编辑，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还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坚韧执着超越美女。当时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蒋子龙，就曾经遭遇两个女编辑抢稿，犹豫不决之时，去了一趟卫生间，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抢走了。20多年过去了，传说也成了历史，历史也成了传说。
编辑为抢稿各显神通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联出版公司一位女编辑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贾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没争过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听说路遥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时候，她已经苦等了一个多月。据孙见喜他们介绍，手不离香烟，一张脸笼罩在烟雾之中。那时候国家还不富强，创业阶段，编辑没现在好当，要抢稿，只能靠人情，甚至低三下四，死皮赖脸。想提密码箱，现钞成捆，不可能。传说中的密码箱抢稿，也太夸张了，而且是照江湖电影来夸张。这边指头蘸着白粉舌头上一舔，然后点头。那边咔嚓开箱，满眼钞票。好，买卖成交。严格说，这种场面很少。有这种魄力和权力的编辑不多，即使是在传说中，整个文坛，也就三两位。遭遇过此等场面的作家，我能够落实的，也就阿来。
话说回来，无论是趁蒋子龙上厕所抢走手稿，还是把现金拍在阿来面前，从工作上说，都是很职业的编辑。竞争激烈，编辑难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算有失个人尊严，那也是好编辑。所以，我说我从来不拜访著名作家，更不会参与抢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视同行。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心怀敬佩。
人家能够忍辱负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没人家坚韧。以工作论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编辑，因为这使得我从业20多年，都成资深老油子了，还从来没拿到过著名作家的作品。
不过，这倒有点《当代》风格。很多《当代》的读者感觉到，《当代》发年轻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发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说不多。关注无名作者，是《当代》的一贯传统。对著名作家关心不够，是我们这一届编辑的缺点。说白了，我们这一届编辑，没有抢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两个编辑簇拥，我们就知难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编副主编去了，他们会相互拜访。以我当时的身份，不够名家拜访的资格。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温文尔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诉我，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我说，当然有兴趣拜读。记不起我当时激动没有，现在想来，应该很激动。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聊出一两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人家女编辑苦等了一个月，都没给看，我刚下火车，就问有没有兴趣。我是应该欣喜若狂的。
作品完稿时，作家最脆弱
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哪怕是寄给主编。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普及，长途电话算奢侈品)告诉编辑部，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能不能派编辑前来?寄给编辑部，虽然编辑说是赐稿，但寄的过程是投稿，总有点投靠的意思，感觉总有些屈尊。要是编辑上门，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至少是讨稿。感觉大不一样。这是在试探掂量。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讨没趣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这不是装孙子，是自我保护。
作品完稿的时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写完，说是心力交瘁，一点不夸张。看着手稿，却不知优劣，不知生死，不知成败。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样。越著名越困难，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装，送邮局就是。有认识的编辑，写上编辑大名;没认识的编辑，写上主编的大名;最普及的，写上编辑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一分钱邮费不花。
你看得上，我高兴。看不上，退稿给我，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我就当宝贝珍藏。总之，小作家投稿，没有心理障碍。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样，他经不起退稿，丢不起这个人，比脸面更重要，就像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体极度虚弱，一点风寒，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所以，我还得重申，这与作家人品无关，与装腔作势无关。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时。
《当代》的老编辑像刘茵、章仲鄂、何启治、朱胜昌等，都是著名编辑，他们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体谅作家，维护作家，帮助作家。
《当代》这么多年，一没美女编辑，二不趁人上厕所抢走手稿，三不提密码箱拍现钞，能够发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路遥要是直接给秦老写封信，《当代》会派一个老编辑，有可能是个副主编，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奔陕西，直奔路遥家门。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好之后，就给《当代》去了信。
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远不如路遥。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但还是决定，派人奔赴西安。是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当代》发行量五六十万册，不考虑经营问题，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没有奖金差别。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比我们现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还有，作协那位副主席，是个好同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他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我，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路遥一生都在贫困中生活，陈泽顺的《路遥生平》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连内裤也没得穿。他到了《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他光屁股，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几岁就当民工，抡大锤，打炮眼，拉板车，抬石头，什么苦都吃过。跟路遥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这么一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给我看，真是托对人了，你怎么会毁人家呢?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的要求。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因为读不下去，所以退稿
再经典的名著，我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说鲍鱼名贵，我吃着难吃，就坚决不吃。读书跟吃饭一样，是为自己享受，不是给别人看的。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我不可能对他说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不少。我例举给你听: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还有李杭育那部后来被封杀的长篇。
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你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严格地说，不是我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我备好了台阶。很多著名作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
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分，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分要求的人。
退稿的时候，如果是无名作家，我们肯定就再见面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告诉他，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路遥是著名作家，轮不到我帮助，他要不主动听我的感受，我不会找上门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万要保密，对文坛保密，对陕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应该的，稿子被你一个小编辑随手就退了，传出去怎么也不好听。
我在西安期间，还真有人不时问我一句:看路遥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时会感觉古怪。
路遥创作这部长篇，费时多年，应当是陕西文坛的一件大事，受大家关注很应该。可我的感觉是问及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要泄密出去，会有人幸灾乐祸吗?不会有这么严重。尽管到哪儿都会有文人相轻，到哪儿也都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当时陕西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数陕西作家有相同的创作路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会对陕西作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家也不会盼着他失败。
陕西地处西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改革开放前沿，不能得风气之先。想要创新，不行;想要装现代，不行;想要给读者思想启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我那一退稿，的确很残忍。
可惜我一个毛头小伙，愣头青，哪儿有这么心细。我退完稿，出门逛街，看上一辆有铁丝网还有轱辘的婴儿床，向孙见喜他们借了钱，高高兴兴买到手，扛上火车，就去了成都。当时我闺女她妈身怀六甲，我正准备给我闺女当爹。
回《当代》遭到最高级别的批评
回到《当代》，好像还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替领导化解了一道难题。那时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是朱盛昌，我们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让我们退稿。那样，对作家也好些。老朱是个厚道的人，不过，我还是扪心自问:我怎么忘了带回北京，让领导处理呢?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这么擅自处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长途电话回编辑部请示领导呢?路遥说是给我看，其实是给《当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当代》了呢?别的老同志，像刘茵、老何、老章他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都提醒我，应该把稿件带回来，让领导退稿。在《当代》，提醒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
我在《当代》错误不少，有些还是政治错误，连提醒都很少遭遇。《当代》的老同志，都习惯言传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还没完。听老同志的批评，我还感到点欣慰。老同志们批评的仅仅是退稿程序，没有人说不该退，只是说不该由我退。86年的文学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经开始长达20年的漫长衰退期。
《花城》因为地处边远，危机感比《当代》、《十月》、《收获》都强。他们的编辑组稿愿望非常强烈，为作家提供的服务也特别周到。打个比方，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广州，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小说。《花城》不拥天时，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寻求人和。当《花城》编辑，注定了一个命运:比《十月》、《收获》、《当代》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多数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宾馆也不管用。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问题上，通常都是“势利”的，就跟家长总恨不得把孩子的脑袋削尖了去钻名牌学校一样，作家也希望给自己的作品寻求更有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整个中国文学包括期刊，都开始了边缘化进程，而地处边缘地区的文学和期刊理所当然是在边缘化的前站。正在经济中心化的广东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实是在同边缘化的命运抗争。那些“势利”的作家，应该是先于我们感觉到了《花城》的边缘化命运。
《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他们的新任(副?)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那时候，《花城》和《当代》的关系很亲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也亲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讨会，就在我们社会议室开的。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没去，但不是没好意思，多半是因为没受到邀请。如果邀请到我们小编辑层次，会议室需要扩大两倍。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还不止松一口气，《花城》发表了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没了音信，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黄河》好像是山西文联或者作协的，比《花城》还要边缘啊。有传说，在《黄河》上发表也不容易，也费了不少周折。对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难?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1990年评、1991年3月9号颁发的。
那是评价最低的一届茅盾文学奖。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还是获奖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种传说，说路遥得到的奖金远不够到北京的活动支出。注意这个传说背后，其实是路遥的悲凉。要知道，路遥在世的时候，所得稿费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动经费。就算他真的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也不是他的耻辱。即使在谣传中，路遥的所谓活动，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衬托出路遥的悲凉。实话说，当我听见那些传说的时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遥就在那些传说中突然去世了。路遥是死于肝病，陕西的朋友说起路遥，都叹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压抑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心情有关系，他的心情当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关系。
路遥英年早逝，《平凡的世界》迎来转机
路遥就这一部长篇，如同《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毕生功力一样，《平凡的世界》也耗尽了路遥毕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遥没法高兴。假如我当初把稿子带回《当代》，假如《当代》分两期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然会出书，自然会送选茅盾文学奖，同样会得奖，而且不会有活动的传说。就算要活动，也该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传说的，据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动。这么说很难让人相信，甚至会让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证，我们“周洪”成员———包括洪清波、脚印———参与责编的那些获奖长篇，比如《尘埃落定》，比如《历史的天空》，都没有所谓的活动。假如我当初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风顺，而且堂堂正正，路遥的创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会好得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命运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说来很残酷，上天给了《平凡的世界》转机，但这个转机却是路遥的英年早逝。
在路遥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1988年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然后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广播过，已经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说是写给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图书市场的反应。因为路遥的去世，才带动《平凡的世界》的销售。
当时，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人都死了，还不让书火一把?问题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长销书。
我感觉路遥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类，决定了他不会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
一部作品，颠沛流离，20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摆在那儿。而且，20年前，我这个刚进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遥引为知己，那是路遥的误会。但在今天，无数和我当年一样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下决心带了《平凡的世界》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20年过去了，文学启蒙的任务也过去了，价值标准也不同了。现在的文学，注重体验;现在的作家，有机会平等地讲故事了;现在的读者，有心情心平气和地感受人物的命运了。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没用。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不可能更改。当然，除了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也顺应了潮流。当年毛头小伙，心浮气躁，如饥似渴。现在老了，知道细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的，责编是一个姓李的编辑，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编辑，她后来写有文章，说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还遭遇了不小的麻烦。领导也缺乏信心。领导知道《当代》和人文社曾经退稿，就更缺乏信心。当然没有点名，她在文章中只说“一家很有影响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给留情面啊!
还要补充一点，路遥是1992年11月27号凌晨因肝病逝世，终年差16天43岁。这一点补充完毕，《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离了。我想应该做一个总结，我讲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我个人得失无关，跟我自己的好恶也无关。
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我们再重复一次故事的要点:一部经典名著，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
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在黄泉路上了。
（转载时有删节）
名编辑周昌义：拒稿《平凡的世界》，不喜《白鹿原》看好《废都》
路遥逝世15年之后，有位著名的编辑写了一篇特殊的纪念文章——《记得当年毁路遥》。这位著名编辑名叫周昌义，供职于著名的文学期刊《当代》，因分管西北片区而与许多西北名家、名作之间都发生过故事。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最初便是送到周昌义手上的，不幸被直接退稿，使路遥伤透了心。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差点送到周昌义手上，周昌义后来曾亲口说过：如果当初《白鹿原》是我审稿，应该也直接拒稿了。
不过，周昌义对陕西文坛三驾马车中的贾平凹的作品却非常看好。他曾直言《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都看不下去，只有《废都》一口气看完。《废都》被禁止后，他还曾为《废都》重印出过力……下文为大家讲述著名编辑周昌义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之间的故事。
80年代陕西作家合影
周昌义出生于1956年，是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人。威远自唐宋起便有崇文之风，名人辈出代代相传，仅明清两朝就出过33名进士。到了近现代，则出过“现代孔夫子”段正元、“神仙军师”刘从云、辛亥志士胡驭垓、革命烈士罗世文、数学教育家丁尔升、文学翻译家罗念生等名人。
此外，威远矿产资源也特别丰富，六七十年代当地有不少人从事矿产开采行业。周昌义便是一个矿工子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后才会想到将手稿送到周昌义手上。当然，这是后话，这里还是先说说周昌义。
周昌义自幼聪颖好学，尤其对文字文学感兴趣，高中毕业后跟其他人一样下乡插队。不过周昌义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他下乡没多久就恢复高考了。1978年初，周昌义考入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周昌义被分配到国家计量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主要负责处理总结报告、新闻简报及标点符号。三年后，周昌义被调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当编辑。
周昌义当编辑一年后的春天（1986年春），杂志社派了他去陕西组稿。当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被誉为陕西文坛的三驾马车，属于大咖级作家。周昌义是一个刚入行的小编辑，当时并不具备为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审稿的资格。他去陕西的目的，其实是向几位不太出名的年轻作家组稿。
周昌义到陕西的时候，路遥已经写完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正好在为该把作品交到哪家杂志社而发愁。这就好比辛苦拉扯大了一个女儿之后，最令父母发愁的是怎么帮她找一个好婆家。路遥废了非常多心血创作《平凡的世界》，但这部作品却不太好找婆家。对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以及作品的基本属性
路遥
1982年，路遥的《人生》刊载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第三期上，作品一经发表便在社会各界热议。单行本出来后立刻卖爆了，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四百万册销量，可惜当成是按字数算稿费，不是按销量算版税，所以路遥的生活水平并未因此得到实质性提高。《人生》不仅被普通读者看好，也被专业人士看好，获得了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电影《人生》上映之后，各方面舆论更是铺天盖地，路遥变成了一个全民皆知的明星人物，就好比前两年《流浪地球》上映后的刘慈欣。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电话不断，采访和约稿也不断，营造出了一种路遥进入人生巅峰的感觉。但是，路遥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只渴望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到享受。
此外，路遥在20岁左右就立下过这样一个目标——要在40岁之前完成一部篇幅宏大、而且很成功的作品。而当时社会上却有不少人下了这样的论断：《人生》是路遥不可逾越的巅峰。《人生》只有短短十三四万字，和路遥的终极创作目标有非常大的差距。路遥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要创作出一部超越《人生》的篇幅宏大的作品。
在此之前，路遥创作的都是一些中短篇，《人生》是篇幅最长的了。对于一个从没写过大长篇的作家来说，要突然写大长篇而且要把它写成功，这是要下很大决心的。下定决心之后，路遥没有马上动笔，而是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在这个过程中，路遥先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名著，其中光是长篇小说就有上百部之多。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对路遥影响最大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柳青的《创业史》。
著名陕西前辈作家柳青
阅读完名著之后，路遥初步将小说展现的时代设定在他初步设计在1975年初至 1985年初，中国社会在这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定好时代框架后，路遥花了数个月的时间疯狂看报纸，疯狂到手指头都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的地步。
之后，路遥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体验生活。他去到的地方包括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乡村城镇、集贸市场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放下这么久的时间全身心为创作一部小说做准备，这对现在许多作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也正因为路遥做了这么多准备，《平凡的世界》才能写得如此贴近生活、如此真实动人。
路遥在集市上
花了三年时间做好准备之后，路遥终于开始了创作，把写作地点定在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路遥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非常偏僻的煤矿进行创作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路遥准备在《平凡的世界》中写煤矿生活，在矿上创作可以提前使自己进入这种生活；第二是把自己放到艰苦的环境中，这样才能和作品的主题相一致。
此后，路遥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创作《平凡的世界》。废寝忘食自是不用多说，他的作息时间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呕心沥血也确实存在，有一次路遥真的累得吐出了一口血。因此，路遥可以说是在透支生命在创作。
但是，路遥透支生命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在当时却是不合时宜的。在那个年代，小说的主流是先锋文学、现代派、寻根、伤痕等类型。写实类型的也有，但不是《平凡的世界》这种描写底层生活的传统现实主义，而是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人的“新写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那个时代，就好比现代社会中的一位非常传统、非常保守的姑娘。这样跟不上时代的姑娘是不好找婆家的，路遥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池莉
因此，当路遥听说《当代》来了一位年轻编辑到陕西组稿，而且还是一位矿工子弟之后，当时心中别提有多激动了。《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是底层生活而且后面的内容涉及到煤矿生活，路遥心想：作为矿工子弟的周昌义肯定能理解自己的这部作品！
于是，路遥没有写信或打电话给《当代》编辑部，而是怀着寻找知音的心情托朋友联系上了周昌义。如果路遥联系《当代》编辑部的话，那么以路遥的名气，那边一定会派资深编辑前来取稿。但是因为之前讲到的几点原因，路遥选择了把稿子交到周昌义手上。
遗憾的是，路遥以为周昌义是《平凡的世界》的知音，但周昌义收到稿子后却连读都读不下去。对此，周昌义本人曾这样回忆道：
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实在很难往下看。
周昌义也曾写过《我心目中的好小说》，详细地分析了什么样的小说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说。在那篇文章中，“可读”是最起码的标准。周昌义是这样说的：好小说是读出来的，它 的第一要素是可读。不可读，所有的深刻所有伟大都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不考虑好读与否，直接评价，任何垃圾甚至臭狗屎也能分析出哲学意义的深刻来。
周昌义认为“可读”是好小说的起码标准，又觉得《平凡的世界》实在很难看下去，那么《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是的，周昌义直接做出了拒稿的决定，甚至没有请示《当代》编辑部。当然，周昌义为了不过于上路遥的自尊，没有直接说自己看不下去，而是说无法满足路遥提出的几个要求。
路遥当时希望《当代》能一次性用大号字体全文刊发这部作品，但这只是希望，并非没有商量的余地。当时很多作家给编辑审稿时都会提出一些要求，为的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周昌义认为自己给了路遥台阶下，是非常人道的。他后来还曾回忆说：当时《当代》有很多远比《平凡的世界》好的作品等着发，比如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柯云路的《夜与昼》、张炜的《古船》等等。
周昌义
《平凡的世界》直接被拒稿，对路遥来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好像一位父亲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交到了自己中意的男人手上，但很快就被退婚了。这不仅会直接使女方的父亲黯然神伤，还会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别人家听说你家女儿被退婚，谁还愿意来“捡破烂”？路遥知道，作品被《当代》退稿，其它的顶级文学期刊也不会冒风险去刊发。
花费多年时间全身心准备，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被认可，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路遥的心情有多悲痛。总之，最后《平凡的世界》没有发表在《当代》、《收获》、《十月》等一流期刊上，而是发表在了已经渐渐没落的《花城》杂志上。在当时，一部小说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几乎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路遥
周昌义后来亲口说自己“毁路遥”，一是指的对路遥内心造成的伤害，二是极大地影响了这部作品未来的命运。已经逐渐没落的《花城》杂志本是想通过路遥的作品来重振声威，但结果《平凡的世界》反响平平。因此，《花城》也不愿意发路遥后面写出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路遥只好把《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发表在更加边缘的《黄河》杂志上。第三部写出之后，则没有杂志愿意发表。
好在，《平凡的世界》最终没有被埋没。它不仅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也得到了茅盾文学奖的认可。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遗憾的是，路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去写《平凡的世界》，这早已累垮了他的身体。一年多之后，路遥便离开了这个世界，英年早逝。
就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不到一年，陈忠实写完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动机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动机相似，那就是自己一定要写出一部能够流传下去的长篇巨作。对此，陈忠实本人曾这样说道：如果到了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了可以垫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
陈忠实
陈忠实不仅创作动机和路遥相似，创作过程也和路遥相似。陈忠实先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查阅县志积累地方史素材，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在翻阅县志的过程中，大量节妇烈女们引起了陈忠实的深思，随后一个与姐夫烈女相反的形象出现在了陈忠实脑海中。
这个人物就是后来的田小娥，她集妖娆、淫荡、真情于一体，与各种各样的男人发生过关系，最终被公公无情地刺死了。当然，仅仅写这样一个女人是不够的的，白嘉轩这位代表传统文化的人物也很快出现在了陈忠实的脑海中。这样一来，《白鹿原》这部小说就有了两极，内容始终处于两种极端的拉扯之中。而白嘉轩这位人物，陈忠实开篇就是写的他与七个女人的故事。
田小娥影视形象
陈忠实是个淳朴的陕西汉子，内心和外表一样是个老农，心底里对花大量篇幅写那方面的事儿是有抵触的。但是，陈忠实认识到“性”是不可避开的一个主要因素，古今中外许多的优 秀作品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包括 红楼梦》和《水浒传》这样伟大的古典名著。此外，“性”与整个民族文化也息息相关，缺少它的话很多东西都无法表达。最后，陈忠实下定决心“撕开写”。当然，他也意识到如何把握恰当的分寸很重要，不是说每个人物都要那么去写，而是必须要写的时候才写。
花了三年时间准备素材以及构思框架之后，陈忠实辞去了区委副书记的职务，隐居在了小村庄中潜心创作。最终，陈忠实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出了了不起的《白鹿原》，这部作品不仅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和令人痴迷的描写，还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的心灵。
陈忠实写好《白鹿原》之后，直接打电话给了《当代》编辑部，希望对方能派出资深编辑来取稿。《平凡的世界》被拒稿的先例在前，陈忠实当然害怕自己寄予厚望的作品重蹈覆辙，但是他也不能直接点名不让周昌义来，只能委婉地说希望能有资深编辑来了。
巧的是，周昌义当时已经算是《当代》的资深编辑了，恰好还是负责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片区。《当代》编辑部的领导接到陈忠实的电话后，第一个问的就是周昌义去不去看看陈忠实的稿子。好在当时周昌义的女儿才五六岁，正是非常闹腾的时候，因此没有接下这个任务。于是，《当代》便派了高贤均和洪清波去西安。对此，周昌义曾回忆说：
我反正不看好陈忠实，老陈中篇都写得很平常，长篇更是难想象，借着闺女的理由就逃了。《白鹿原》刊登之后，我捧着《当代》拜读，还真没读下去。当时要是我去的，很可能也直接拒稿了。
高贤均
陈忠实看到来收稿的是高贤均和洪清波后，心中仍不踏实。因此，他始终没有提交稿的事情，而是领着两位编辑在西安玩了一圈。直到在火车站为他们送行的时候，才把厚厚的一摞手稿交到他们手上。这样一来，怎么也不会西安当地就被拒稿了！
《白鹿原》顺利地在《当代》刊载了，并于次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书，这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要幸运很多。但不幸的事，《白鹿原》因大量的那方面描写受到了非常大争议，不被允许公开宣传和评论。这样一来，虽然读者喜爱《白鹿原》，但《白鹿原》却很难得到文学奖。
不得文学奖的话意味着不被主流承认，时间一长很可能就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的社长陈早春冒风险将《白鹿原》送去了参评茅盾文学奖。之后，《白鹿原》的责任编辑又劝陈忠实删掉一些那方面的描写，陈忠实答应了。
事实上，在陈忠实答应之前，出版社已经放出了“陈忠实自己想要修改《白鹿原》”的风声，这其实是为了陈忠实的面子考虑的，不然的话很多人会说陈忠实为了一个奖而折腰。当然，明眼人都知道，陈忠实不可能早就想改《白鹿原》。《白鹿原》历尽艰难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对此，周昌义感叹道：陈忠实的运气太好了！总之，周昌义既不看好路遥也不看好陈忠实。不过，对于陕西文坛三驾马车中的贾平凹，周昌义却非常看好，尤其是《废都》这部作品。
周昌义曾这样感慨过，相比看不下去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自己一口气就看完了《废都》。不仅如此，周昌义还对《废都》的意义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当时的图书市场的确需要人冲关，用纯粹的纯文学不行，纯粹的方框更不行！凭借人气的纯文学作家加方框，才有冲关的能力。所以说出版社选择《废都》，不如说是历史选择的《废都》……在《白鹿原》开机印刷前，《废都》的炒作就如火如荼了！所以征订数只有八百的《白鹿原》才敢起印一万多册。不仅《白鹿原》，这个陕西文坛也是被《废都》带动的。
对于很多人认为《废都》太脏。周昌义曾解释道：在平凹心中，在庄之蝶心中，女性都是美好的；就像贾宝玉所说的，女孩子都是水做的。对于文坛许多人批评《废都》，周昌义则极为愤慨。因为他认为贾平凹受了非常大的伤害，而同行们不仅不声援，还落井下石。《废都》被禁之后，周昌义更是多次为贾平凹及《废都》鸣不平。
《废都》被禁十年之后，周昌义还为《当代》起草了一个报告，申请重印《废都》。理由是：十年过去了，日新月异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废都》这样的优秀作品应该得到重印。《废都》虽未因此得到重印，但也多少因此看到了重印的希望。果然，几年之后，《废都》便重印了。
就在《废都》重印之前两年，在路遥逝世15年之时，周昌义终于下定决心再读一次《平凡的世界》。这次重读，周昌义不再觉得看不下去，不再觉得写得不好，而是一口气看完了，并且深受震撼。对此，周昌义本人是这样说的：
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青年的经典读本。前不久出差，下决心带《平凡的世界 》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 20年过去了，文学启蒙的任务也过去了，价值标准也不同了。现在的文学， 注重体验；现在的作家，有机会平等地讲故事了；现在的读者，有心情心平气和地感受人物的命运了。作为编辑，推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年毛头小伙， 心浮气躁，如饥似渴。现在老了，知道细嚼慢咽了。
幸运的是，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周昌义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 》就是那“江河”。周昌义作为一名编辑很难超越个人的见解和时代的局限去看待作品，但《平凡的世界》这部超越时代的作品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向上生长！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出生贫寒的农家，但他们厚道、仁孝、正直、有骨气。父亲孙玉厚虽是一个普通农民，但却能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学。成绩优秀的孙少安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主动放弃了学业，以此成全弟弟和妹妹。孙少安虽放弃了学业，但并未沉沦，他成为了农村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孙少平追求自我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富有冒险精神，即使在极为艰苦的生活中，也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的习惯。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个人奋斗的教科书，能给予我们无穷的向上生长的力量。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因为它不仅可以激励青少年坚持奋斗、向上生长，还能给青少年许多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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