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空调的到写小说的 田耳：“我读的大学是社会”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2007年，田耳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从电器店、斗鸡场里走出来的他，到现在仍在等着邂逅一个好故事，在这个人与人对面坐着只沉默玩手机的年代，他找故事的路子是自驾出门，“跟人喝酒听人瞎扯”。
田耳与新作《被猜死的人》
20岁时，田耳就在社会上干活了。他做过很多奇怪的活计，养过斗鸡、修过空调，在小报上写过儿童文学，还在派出所编过内刊。2000年前后，他常去酒店要空调拖欠款，那时他还不善言说，跟对方吵不起来，就自己买包烟、买盒饭，安安静静一坐一整天。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无聊来打压对方”。可是，光坐着实在太无聊了，他就在脑袋里构思小说。当时电器店主营的是科隆空调，要不是科隆空调后来出事断货了（指2005年科隆空调顾雏军案），田耳说，他说不定还在做空调生意。
《被猜死的人》是田耳今年出版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的一篇同名小说，就写于他在上海读书期间。那时他们住在青浦的一个养老院里，养老院里没有老人，倒住上了作家，这让他觉得奇怪。晚上睡不着，他就琢磨在自己此刻躺着的床上，是不是也曾死过老人。《被猜死的人》写出来，讲述的就是养老院里的老人一个接一个死去，剩下的老人们聚在一起，用猜谁死作为游戏来打发时间。其中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次都能“猜”对，剩下的老人渐渐对他畏惧不已，甚至要给他送礼，以延迟自己的“死期”。依仗这一点，这个养老院成了归顺于他的一方领土。
2007年，田耳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将这次获奖称为“改变命运的时刻”。那一年，他一共有两篇小说入围，一篇是短篇小说《衣钵》，另一个是中篇《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后者最终获奖。有朋友跟他说，“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虽然名字好，但是寓意不好，可能会一语成谶。但田耳似乎不忌讳题材不吉利。新书拿到手那天，他左看右看觉得有点问题，在书封上，题目“被猜死的人”和作者名“田耳”的字体字号完全一致，仿佛是连起来的一句话。他对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说，“你看你们排的这个书名，排成了‘被猜死的人 田耳’，就差一个逗号了。”接着又寻思，“没事，该猜死就猜死。不是说封建迷信，我这人很信命的。”
田耳出生于湘西凤凰，小时候家里就有一套《沈从文选集》，父亲告诉他，这是本地的作家，他翻了翻，觉得没什么意思。他很早就想当作家，但读书时没上过学校的油印校刊，给文学期刊的投稿也大多石沉大海了。“自由投稿别人不看的；我先投地市级的，像是《厦门文学》《青岛文学》；后来再投省级。”田耳说，他在湖南吉首大学跟文学社的学生混过一阵子，那时常借了同学的图书卡去阅览室找期刊一页页地抄投稿地址，结果却屡屡失望，“人家根本不搭理你，连退稿信都是一种美好的传说，发表这件事对我们小县城的人来说，太困难了。”
他还记得，之前白天做生意，晚上就在店里一个人写小说。1999年写完《衣钵》，自己觉得好，可再没有别人觉得好，他就找了熟人发在内刊上，算是给自己写作生涯留有一线希望。另一方面， 他对写作的“愈挫愈勇”已经引发了父亲的愤怒。在一篇题为《被溺爱打开的世界》的自述文章中，田耳写道，“2002年春节，在大姨家，喝了些酒，我就放狂话，说我写的小说在整个地区都是顶好。父亲就泼凉水，说他一个教语文的同事，看了我小说，还是学生作文。我说那个同事看不出好坏。父亲斥我狂妄。我说五年后我会成为全国出名的作家。”其实，他那时候心里依然很怕父亲，看到父亲的背影都哆嗦，借了酒劲才敢顶撞，后面酒醒了，吓得不敢回家。“我们70后这代人都是恨爸爸。”田耳在采访中说。
多年受挫之后，他决定越过市级、省级期刊，直接向《人民文学》和《收获》投稿。投出去的那篇叫做《你痒吗》，写的是1983年严打被抓到监狱里的强奸犯怎么解决青春期的苦闷，“写得挺狠”。出乎田耳意料的是，这两家杂志几乎同时给他回信，以差不多的口气告知田耳，他的作品不适合本刊，但希望他可以把其他小说寄过来看看。
其中一封是《收获》编辑王继军写给他的。田耳收到信的时候，正好要到上海采购，就直接带了稿子去找王继军，俩人一块儿吃几十块一份的快餐。王继军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田耳就“一根筋”地把做生意的事儿原原本本讲给他听。“我估计，老王心说，原来他是个小商小贩，所以饭都没吃提前走了。”田耳后来才知道，王继军当天晚上就看完了《衣钵》，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把那顿饭吃完。 在内刊发表了6年之后，《衣钵》终于登上了《收获》。
县城的氛围让人天生胆小，田耳说，他是在2007年到上海念作家研究生班才把胆子练大的。胆子练大后，他还负责在同学中间调节气氛，谁喝酒要邀请人都叫他出头。他当时的同学里，就有徐则臣、姚鄂梅等人。
2007年田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之后，县里帮助他解决了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跑社会”。 讲起这一段他显得有些兴奋，“我干得活多了。”他学过维修空调，在养殖场养过斗鸡，曾去广西凭祥友谊关买越南西贡鸡。“那种斗鸡脑袋长着大冠子，这容易成为它的弱点，后面就淘汰了。”他喜欢干这个活，想了很多办法让斗鸡变得更强壮。他说自己曾买了一个大篾罩，把一只母鸡罩在中间，同时给公鸡喂激素类药和壮阳药，公鸡这就一圈圈绕着笼子跑。“它脑子不开窍，老觉得前面有个窟窿能钻进去，鸡一跑一两个小时，肌肉就锻炼出来了。还要注射斗鸡人血蛋白，那时候50毫升四百多块，在打架前一周，每天注射1毫升，所以斗鸡到最后比的是药力。”田耳笑道，“那些鸡吃的比一般单位员工都要好，我还不能偷吃。” 养到最后，同样大小的斗鸡，体重是三黄鸡的两倍，老板买几只本地鸡跟斗鸡斗，有时几下子就被干掉了。因为斗鸡战斗成绩卓绝，他的老板当年被称为“湘西鸡王”。
田耳还去过两家报社。一家是市里教育局主办的报社，专门卖给乡镇学校的，最后垮掉了。那时候他换各种笔名，一版一版地写稿子，其中不少是儿童文学。还有一个是小派出所的内刊，每一期印几百份，是那种“给领导表功的”报刊。
“我跟同代作家最大的不同是，我进入社会很早，他们一直在读大学。读大学也许干别的行当有用，写作的话派不上什么用场。”田耳说，“跟高尔基一样，我读的大学就是社会，做生意知人面世、揣摩人心，这都是写小说最起码的训练。”他的故事都是从现实中碰到的，“我这人不会瞎编。”
除了前面提到的小说《被猜死的人》，他的其他许多故事也都是“邂逅”来的。例如《衣钵》讲的是来自山村的年轻人在城里读了大专、又子承父业做起道士的故事。早在1999年读大专租房子的时候，田耳就写成了这篇小说，题材取自合租时遇到的道士之子。另有一篇题为《牛人》的故事是这样的：2000年左右，一位乡村婚庆歌手“牛人”的固定演出是下跪唱歌，邀请他前来演出的人们因为他的下跪而倍感光彩。“牛人”的原型是当年田耳开电器店时遇到的酒吧歌手，他与此人熟识已久，也常揣度他的心态——为什么好好的人，非要下跪唱歌。“你要写窝囊，你能写透窝囊吗？我们原来是喜欢这种表演的，现在觉得很恶俗。”他说，“就像长途大巴过去会放二人转，原来我们是喜欢的，现在受不了了。”
只不过，在他成为专业作家之后，邂逅故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会因为他是作家，而改变对他说话的方式，并过滤掉一些信息。“我特别怕有的老同志找到我家，要跟我讲他的故事，开口就是‘我的一生那真是本很厚的书’。只要他说这话，后面就一个字也不要听了。”现如今他更喜欢自驾，跟人喝酒听人瞎扯，还找了一些固定的地方“蹲点”。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火车站，那里还有很久以前生活的况味——“活到现在，真的跟我们童年时代没什么关系了，像是穿越一样，人们越来越沉默，同学聚会还要拿个盒子把手机先收起来。”
虽然人们越来越沉默，田耳仍然相信，讲故事的传统并未消失，而是在以更丰富的形式渗透进入生活，“比如广告，比如宣传，比如评比，比如电视选秀（歌手嗓音都不错，就比谁能将自己的经历讲得催人泪下），比如传销，比如骗子行骗，都在讲故事，而且对故事质量要求很高。”田耳现在大学里教写作，发现有一个情况普遍存在——即便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写了十多年作文，仍然不会讲故事，无法让材料形成故事，他认为这是无法应对将来的工作的，“以后即使是写宣传材料，也得用故事宣传‘本行当的先进事迹和人物’。”
当年我做生意，中午在楼下食堂吃饭，隔壁有个发艺学校，中午这些学美发的学生也过来吃食堂，大家就一块儿聊天。有个女孩讲，她从没上过幼儿园，童年唯一的游戏就是躺在家门口的马路中间。那个马路是一个上坡，窄到只能过一部车，这个小女孩就喜欢让司机一次次把车停下来，把她抱起来放到草地里。当时我一听，觉得这个画面太好了，表面不露声色，实则内心狂喜。邂逅一个好的小说故事或题材，就像是偷偷拿了别人的好东西。只要这一句话、这一个场景，一篇好小说该有的全都有了，就等着我构思了。
在《夏天糖》里，我就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司机，辍学开车，生活非常枯燥。一天经过一个上山的山坡，看到有一个小女孩穿一件绿衣服睡在坡顶，他就下车把女孩抱起来，放到路边。这样偶遇数次，司机将女孩抱开数次，他就期待继续遇上睡在马路中间的女孩，这甚至成为了他的生活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后来呢，女孩就成了路边店的小姐，司机要拯救她，因为她当年睡在马路中间的形象，几乎是他一种理想的寄托，是他脑袋里最深的图景，容不得玷污。可是女孩觉得这个工作适合她，别的还嫌累，嫌赚钱不够。
为什么当初一听到发艺学校的小女孩讲到这个场景，我就觉得该有的全有了？你想，她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司机一次次把她抱起来？我想，其实潜意识里她对于男性是不拒绝的，这都是从那一句话里得出来的。所以，他俩最后又回到这个点上，找了一段路，想要体验当年的感觉，司机要当了发廊女的妹子躺到前面马路中间，让自己再将她抱开。最后的结尾你肯定能想到：车轧过去了，因为他们回不去了。
《被猜死的人》是我在2007-2008年间写的，当时在读一个作家研究生班，学习的地方选在一个敬老院里。几十亩地，两人一间房，文学环境特别好。我就想，这么好条件的养老院，为什么老人家不来，让给作家？后来知道这地方虽然环境好，风水不行，进去老死人，老人家就跑光了，换我们去住，所以说当作家也不容易。两人一间房，我老打呼噜，室友晚上总失眠。有天晚上我突然睡不着，就开始想，我睡这个床死没死过老人家？没听见室友打呼噜，我还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这就构思出了《被猜死的人》，想老人院里一群老人坐在一块儿没什么事儿，就猜谁先死吧，拿死开玩笑。
《衣钵》是我读大专时跟同学租房子，发现这么个题材。和我一起租房的是一个道士的儿子，这个人对爸爸充满敬意，老说行道士行的种种特异的本事。我们70后一代都是怕爸爸恨爸爸，很少提到父亲，就他一个人老提，还引以为荣。他的道士父亲其实特别穷，有时进城，还和我们住到一块。我当然就奇怪，为什么他这么爱自己父亲？我觉得，当道士确乎和一般人不太一样。能写成《衣钵》是因为我接触到了一个道士和他的儿子，这么好的题材和人物关系，瞎想也想不出来。
写《牛人》时，我还在做空调的店里，那时候店二楼是个酒吧，晚上有客户，我就请他们上去。酒吧里有很垃圾的表演，比如给小费，让歌手跪在你面前唱。很多人就冲着这个请朋友来，因为当时还认为这很有面子，你去敬酒，他就跪着跟着你走，人们很享受这个。那个歌手跟我也熟，也时常到我店里坐一坐。我觉得他也算当地名人呢，就揣摩他的心理，想来想去就想出了这个故事。这个歌手人物早就有了，最后就等一个极端的故事环境，一个能让他的下跪行为有极为充分的发挥的环境。很多人都是为写而写，现在人多难沟通难交流、难被人打动，你自己都不兴奋，别人怎么会看呢？现在，遇到好的故事、与小说题材邂逅的几率越来越低，因为大家在一块不聊天了，都在看手机。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下载界面新闻
2007年，田耳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从电器店、斗鸡场里走出来的他，到现在仍在等着邂逅一个好故事，在这个人与人对面坐着只沉默玩手机的年代，他找故事的路子是自驾出门，“跟人喝酒听人瞎扯”。
田耳与新作《被猜死的人》
20岁时，田耳就在社会上干活了。他做过很多奇怪的活计，养过斗鸡、修过空调，在小报上写过儿童文学，还在派出所编过内刊。2000年前后，他常去酒店要空调拖欠款，那时他还不善言说，跟对方吵不起来，就自己买包烟、买盒饭，安安静静一坐一整天。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无聊来打压对方”。可是，光坐着实在太无聊了，他就在脑袋里构思小说。当时电器店主营的是科隆空调，要不是科隆空调后来出事断货了（指2005年科隆空调顾雏军案），田耳说，他说不定还在做空调生意。
《被猜死的人》是田耳今年出版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的一篇同名小说，就写于他在上海读书期间。那时他们住在青浦的一个养老院里，养老院里没有老人，倒住上了作家，这让他觉得奇怪。晚上睡不着，他就琢磨在自己此刻躺着的床上，是不是也曾死过老人。《被猜死的人》写出来，讲述的就是养老院里的老人一个接一个死去，剩下的老人们聚在一起，用猜谁死作为游戏来打发时间。其中一位极不起眼的老人每次都能“猜”对，剩下的老人渐渐对他畏惧不已，甚至要给他送礼，以延迟自己的“死期”。依仗这一点，这个养老院成了归顺于他的一方领土。
2007年，田耳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将这次获奖称为“改变命运的时刻”。那一年，他一共有两篇小说入围，一篇是短篇小说《衣钵》，另一个是中篇《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后者最终获奖。有朋友跟他说，“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虽然名字好，但是寓意不好，可能会一语成谶。但田耳似乎不忌讳题材不吉利。新书拿到手那天，他左看右看觉得有点问题，在书封上，题目“被猜死的人”和作者名“田耳”的字体字号完全一致，仿佛是连起来的一句话。他对出版社的营销编辑说，“你看你们排的这个书名，排成了‘被猜死的人 田耳’，就差一个逗号了。”接着又寻思，“没事，该猜死就猜死。不是说封建迷信，我这人很信命的。”
田耳出生于湘西凤凰，小时候家里就有一套《沈从文选集》，父亲告诉他，这是本地的作家，他翻了翻，觉得没什么意思。他很早就想当作家，但读书时没上过学校的油印校刊，给文学期刊的投稿也大多石沉大海了。“自由投稿别人不看的；我先投地市级的，像是《厦门文学》《青岛文学》；后来再投省级。”田耳说，他在湖南吉首大学跟文学社的学生混过一阵子，那时常借了同学的图书卡去阅览室找期刊一页页地抄投稿地址，结果却屡屡失望，“人家根本不搭理你，连退稿信都是一种美好的传说，发表这件事对我们小县城的人来说，太困难了。”
他还记得，之前白天做生意，晚上就在店里一个人写小说。1999年写完《衣钵》，自己觉得好，可再没有别人觉得好，他就找了熟人发在内刊上，算是给自己写作生涯留有一线希望。另一方面， 他对写作的“愈挫愈勇”已经引发了父亲的愤怒。在一篇题为《被溺爱打开的世界》的自述文章中，田耳写道，“2002年春节，在大姨家，喝了些酒，我就放狂话，说我写的小说在整个地区都是顶好。父亲就泼凉水，说他一个教语文的同事，看了我小说，还是学生作文。我说那个同事看不出好坏。父亲斥我狂妄。我说五年后我会成为全国出名的作家。”其实，他那时候心里依然很怕父亲，看到父亲的背影都哆嗦，借了酒劲才敢顶撞，后面酒醒了，吓得不敢回家。“我们70后这代人都是恨爸爸。”田耳在采访中说。
多年受挫之后，他决定越过市级、省级期刊，直接向《人民文学》和《收获》投稿。投出去的那篇叫做《你痒吗》，写的是1983年严打被抓到监狱里的强奸犯怎么解决青春期的苦闷，“写得挺狠”。出乎田耳意料的是，这两家杂志几乎同时给他回信，以差不多的口气告知田耳，他的作品不适合本刊，但希望他可以把其他小说寄过来看看。
其中一封是《收获》编辑王继军写给他的。田耳收到信的时候，正好要到上海采购，就直接带了稿子去找王继军，俩人一块儿吃几十块一份的快餐。王继军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田耳就“一根筋”地把做生意的事儿原原本本讲给他听。“我估计，老王心说，原来他是个小商小贩，所以饭都没吃提前走了。”田耳后来才知道，王继军当天晚上就看完了《衣钵》，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把那顿饭吃完。 在内刊发表了6年之后，《衣钵》终于登上了《收获》。
县城的氛围让人天生胆小，田耳说，他是在2007年到上海念作家研究生班才把胆子练大的。胆子练大后，他还负责在同学中间调节气氛，谁喝酒要邀请人都叫他出头。他当时的同学里，就有徐则臣、姚鄂梅等人。
2007年田耳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之后，县里帮助他解决了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跑社会”。 讲起这一段他显得有些兴奋，“我干得活多了。”他学过维修空调，在养殖场养过斗鸡，曾去广西凭祥友谊关买越南西贡鸡。“那种斗鸡脑袋长着大冠子，这容易成为它的弱点，后面就淘汰了。”他喜欢干这个活，想了很多办法让斗鸡变得更强壮。他说自己曾买了一个大篾罩，把一只母鸡罩在中间，同时给公鸡喂激素类药和壮阳药，公鸡这就一圈圈绕着笼子跑。“它脑子不开窍，老觉得前面有个窟窿能钻进去，鸡一跑一两个小时，肌肉就锻炼出来了。还要注射斗鸡人血蛋白，那时候50毫升四百多块，在打架前一周，每天注射1毫升，所以斗鸡到最后比的是药力。”田耳笑道，“那些鸡吃的比一般单位员工都要好，我还不能偷吃。” 养到最后，同样大小的斗鸡，体重是三黄鸡的两倍，老板买几只本地鸡跟斗鸡斗，有时几下子就被干掉了。因为斗鸡战斗成绩卓绝，他的老板当年被称为“湘西鸡王”。
田耳还去过两家报社。一家是市里教育局主办的报社，专门卖给乡镇学校的，最后垮掉了。那时候他换各种笔名，一版一版地写稿子，其中不少是儿童文学。还有一个是小派出所的内刊，每一期印几百份，是那种“给领导表功的”报刊。
“我跟同代作家最大的不同是，我进入社会很早，他们一直在读大学。读大学也许干别的行当有用，写作的话派不上什么用场。”田耳说，“跟高尔基一样，我读的大学就是社会，做生意知人面世、揣摩人心，这都是写小说最起码的训练。”他的故事都是从现实中碰到的，“我这人不会瞎编。”
除了前面提到的小说《被猜死的人》，他的其他许多故事也都是“邂逅”来的。例如《衣钵》讲的是来自山村的年轻人在城里读了大专、又子承父业做起道士的故事。早在1999年读大专租房子的时候，田耳就写成了这篇小说，题材取自合租时遇到的道士之子。另有一篇题为《牛人》的故事是这样的：2000年左右，一位乡村婚庆歌手“牛人”的固定演出是下跪唱歌，邀请他前来演出的人们因为他的下跪而倍感光彩。“牛人”的原型是当年田耳开电器店时遇到的酒吧歌手，他与此人熟识已久，也常揣度他的心态——为什么好好的人，非要下跪唱歌。“你要写窝囊，你能写透窝囊吗？我们原来是喜欢这种表演的，现在觉得很恶俗。”他说，“就像长途大巴过去会放二人转，原来我们是喜欢的，现在受不了了。”
只不过，在他成为专业作家之后，邂逅故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会因为他是作家，而改变对他说话的方式，并过滤掉一些信息。“我特别怕有的老同志找到我家，要跟我讲他的故事，开口就是‘我的一生那真是本很厚的书’。只要他说这话，后面就一个字也不要听了。”现如今他更喜欢自驾，跟人喝酒听人瞎扯，还找了一些固定的地方“蹲点”。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火车站，那里还有很久以前生活的况味——“活到现在，真的跟我们童年时代没什么关系了，像是穿越一样，人们越来越沉默，同学聚会还要拿个盒子把手机先收起来。”
虽然人们越来越沉默，田耳仍然相信，讲故事的传统并未消失，而是在以更丰富的形式渗透进入生活，“比如广告，比如宣传，比如评比，比如电视选秀（歌手嗓音都不错，就比谁能将自己的经历讲得催人泪下），比如传销，比如骗子行骗，都在讲故事，而且对故事质量要求很高。”田耳现在大学里教写作，发现有一个情况普遍存在——即便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写了十多年作文，仍然不会讲故事，无法让材料形成故事，他认为这是无法应对将来的工作的，“以后即使是写宣传材料，也得用故事宣传‘本行当的先进事迹和人物’。”
当年我做生意，中午在楼下食堂吃饭，隔壁有个发艺学校，中午这些学美发的学生也过来吃食堂，大家就一块儿聊天。有个女孩讲，她从没上过幼儿园，童年唯一的游戏就是躺在家门口的马路中间。那个马路是一个上坡，窄到只能过一部车，这个小女孩就喜欢让司机一次次把车停下来，把她抱起来放到草地里。当时我一听，觉得这个画面太好了，表面不露声色，实则内心狂喜。邂逅一个好的小说故事或题材，就像是偷偷拿了别人的好东西。只要这一句话、这一个场景，一篇好小说该有的全都有了，就等着我构思了。
在《夏天糖》里，我就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司机，辍学开车，生活非常枯燥。一天经过一个上山的山坡，看到有一个小女孩穿一件绿衣服睡在坡顶，他就下车把女孩抱起来，放到路边。这样偶遇数次，司机将女孩抱开数次，他就期待继续遇上睡在马路中间的女孩，这甚至成为了他的生活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后来呢，女孩就成了路边店的小姐，司机要拯救她，因为她当年睡在马路中间的形象，几乎是他一种理想的寄托，是他脑袋里最深的图景，容不得玷污。可是女孩觉得这个工作适合她，别的还嫌累，嫌赚钱不够。
为什么当初一听到发艺学校的小女孩讲到这个场景，我就觉得该有的全有了？你想，她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司机一次次把她抱起来？我想，其实潜意识里她对于男性是不拒绝的，这都是从那一句话里得出来的。所以，他俩最后又回到这个点上，找了一段路，想要体验当年的感觉，司机要当了发廊女的妹子躺到前面马路中间，让自己再将她抱开。最后的结尾你肯定能想到：车轧过去了，因为他们回不去了。
《被猜死的人》是我在2007-2008年间写的，当时在读一个作家研究生班，学习的地方选在一个敬老院里。几十亩地，两人一间房，文学环境特别好。我就想，这么好条件的养老院，为什么老人家不来，让给作家？后来知道这地方虽然环境好，风水不行，进去老死人，老人家就跑光了，换我们去住，所以说当作家也不容易。两人一间房，我老打呼噜，室友晚上总失眠。有天晚上我突然睡不着，就开始想，我睡这个床死没死过老人家？没听见室友打呼噜，我还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这就构思出了《被猜死的人》，想老人院里一群老人坐在一块儿没什么事儿，就猜谁先死吧，拿死开玩笑。
《衣钵》是我读大专时跟同学租房子，发现这么个题材。和我一起租房的是一个道士的儿子，这个人对爸爸充满敬意，老说行道士行的种种特异的本事。我们70后一代都是怕爸爸恨爸爸，很少提到父亲，就他一个人老提，还引以为荣。他的道士父亲其实特别穷，有时进城，还和我们住到一块。我当然就奇怪，为什么他这么爱自己父亲？我觉得，当道士确乎和一般人不太一样。能写成《衣钵》是因为我接触到了一个道士和他的儿子，这么好的题材和人物关系，瞎想也想不出来。
写《牛人》时，我还在做空调的店里，那时候店二楼是个酒吧，晚上有客户，我就请他们上去。酒吧里有很垃圾的表演，比如给小费，让歌手跪在你面前唱。很多人就冲着这个请朋友来，因为当时还认为这很有面子，你去敬酒，他就跪着跟着你走，人们很享受这个。那个歌手跟我也熟，也时常到我店里坐一坐。我觉得他也算当地名人呢，就揣摩他的心理，想来想去就想出了这个故事。这个歌手人物早就有了，最后就等一个极端的故事环境，一个能让他的下跪行为有极为充分的发挥的环境。很多人都是为写而写，现在人多难沟通难交流、难被人打动，你自己都不兴奋，别人怎么会看呢？现在，遇到好的故事、与小说题材邂逅的几率越来越低，因为大家在一块不聊天了，都在看手机。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