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s on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issues
一．作者介绍
二．《言语学通论》的体例与框架
1. 体例
《言语学通论》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文化科学丛书”的一种，旨在“作为中等学校以上教本之用”（见文化科学丛书发刊旨趣）,以便“使读者对于一般的言语学得到一个简明的概念。”（见例言）因此，作者在日本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1]的基础上，进行了编辑剪裁，并适当地增添了国语国音部分的内容，以满足教授与学生的现实需求。在国语国音部分，其内容主要来自于“胡以鲁氏之《国语学草创》、黎锦熙氏之《国语学讲义》、高元氏之《国音学》。”[2]:例言
由于本书所遵循的是教科书的体例，又旨在对语言学给予简明的概念，所以本书的文字具有简明易解、通俗流畅的特点，且所用事例充足而广泛，从而，充分地体现了普通语言学的特征之所在。
2.框架
本书开首有“文化科学丛书发刊旨趣”和“例言”两则，书末有“参考书”和“文化科学丛书书目”两则。本书主体分为五章二十四节，现录入于此，以便窥视其大体内容。
第一章：序说
第一节：言语之研究
第二节：言语学是怎样一种学问
第三节：言语学建设前
第二章：世界的言语
第一节：系统的分类
第二节：印度日尔曼语族
第三节：哈密笃西密底语族
第四节：乌拉尔阿尔泰语族
第五节：印度支那语族
第六节：马莱坡里内亚语族
第七节：班笃语族
第八节：达罗毗荼语族
第九节：西美利加语族；附所属不明语言
第三章：言语之音声
第一节：言语与音声
第二节：发音机关的构造及作用
第三节：音声之类别
第四节：辅音
第五节：元音
第六节：连音及音节
第四章：言语之本质
第一节：表出运动与言语
第二节：言语与思想
第三节：言语与文字
第五章：言语之发达及其变迁
第一节：从构成上来观察的世界之言语
第二节：言语之变迁与原始时代的言语
第三节：国语与方言、文言与口语
从本书的框架可见，作者从语言研究作为切入点，进而交代了语言学是什么，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然后转入到世界的语言这个焦点；在对世界语言分类进行阐述之后，把侧重点转向了语音和语言本质两层面，最后述及了语言的演变。从上述可见，本书的视角相当开阔，也能够兼顾到当时较为受关注的问题，即语音、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变迁等，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也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王古鲁在 “例言”交代，“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藤正次氏著《言语学概论》为依据，”且还增添了有关国语国音的内容。那么，本书有多少成分与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相重合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查看安腾正次的原著，并对两书进行仔细比对，但中国国家图书馆仅存的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却不见了踪影。这样，我们也就只好求助于雷通群于1931年翻译的《言语学大纲》来了解安腾正次原著的大概面貌。
三．《言语学通论》与《言语学大纲》
王古鲁把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作为写作《言语学通论》的依据，而雷通群则把安腾正次的《言语学概论》翻译成《言语学大纲》[3]，两者的基础都是安腾正次《言语学概论》。在拿不到安腾正次原著的情况下，拿雷通群的翻译本作为最为接近原著的文本，来衡量王古鲁（1930）与安腾正次（1927）间的关系，似乎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因为两者都可以看作是安腾正次这个常数的变体。
1.纲目比较
既然作者明言以安腾君为主要依据，想必这些必然会体现在框架上，下面将雷通群译本的目次一并录入，与王古鲁的目次并置于下表，以见究竟。
第二节：言语学之本领
第三节：言语学建设之过程
第二节：言语学是怎样一种学问
第三节：言语学建设前
第二节：印度日耳曼语系
第三节：坎密度舍美特语系
第四节：乌拉尔亚尔泰语系
第五节：印度支那语系
第六节：马来波利尼语系
第七节：班图语系
第八节：杜拉维典语系
第九节：亚美利加语系；附所属不明语言
第二节：印度日尔曼语族
第三节：哈密笃西密底语族
第四节：乌拉尔阿尔泰语族
第五节：印度支那语族
第六节：马莱坡里内亚语族
第七节：班笃语族
第八节：达罗毗荼语族
第九节：西美利加语族；附所属不明语言
第二节：发音器官之构造及作用
第三节：声音之分类
第四节：辅音
第五节：元音
第六节：连音及音节
第二节：发音机关的构造及作用
第三节：音声之类别
第四节：辅音
第五节：元音
第六节：连音及音节
第二节：言语与思想
第三节：言语与文字
第二节：言语与思想
第三节：言语与文字
第二节：言语之变迁及原始时代之言语
第三节：国语与方言、文言与口语
第二节：言语之变迁与原始时代的言语
第三节：国语与方言、文言与口语
表1：两书目录
可见，两者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框架上基本一致，章节的数量完全一致，特别是第三四章基本上完全一样。如果说两者存在不同，那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九节稍有不同，此外，两者间的措辞也稍有不同。仅凭目录，不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王古鲁（1930）是安腾正次君《言语学概论》的一种翻译版本，也就是我们说的“译介”中的编译。
2.文本比较分析
下面再举具体内容的实例，来印证我们的主张。对于具体内容的实例，我们随机择取每章的部分内容以保证这些实例的有效性。下面将具体内容的实例，并置于同一表格之中，然后再进行具体分析。
表2：具体内容举例
上表中的样本1，是两书的第一段。雷通群翻译本的标题是“言语学之范围”，而王古鲁本的标题是“言语之研究”，虽两者的侧重不同，但在王古鲁本中，还是能够看到翻译本中的信息，如“它在科学上获得地位，这是在十九世纪的初期”、“便是在目前，我们还看得到不少的人，通俗地常识地发表关于言语的种种的研究的”等。其他的都是王古鲁自己所添加的，应该属于“编写”的范畴。而与雷通群翻译本中共有的信息，则应该算作“翻译”的范畴。
样本2是两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一段的内容，是讲述语言系统分类的总述。两个文本相互比较，就会发现雷通群的翻译很简洁，但不是很易懂，而王古鲁的翻译则通俗易懂，且带有些许的解说，如“不问其是否为文化进步的国家的言语抑系野蛮未开化的地方的言语；又不论其是否为已绝灭之言语抑系目前盛行的那种国语；而且也不分古代语与今代语的差别；只须人类曾经用过，或现在正在用着的言语，一切都能成为研究之对象的，所以对于世界言语得大体的理解，以为研究言语学的预备知识，是必要的。”只从样本2的范围来说，这句是与雷通群的翻译最有区别的地方：这句话的内容在雷通群的译文中是用两句话来表述的，即不论其为文化先进国的言语，或为未开化人的言语；今日尚存的言语，或已归消灭的言语；更无论其为古代语，或今代语。是以为研究言语学之预备，至少要有理解世界言语大体之智识。此外，也能看出两人对文本结构的处理。雷通群比较遵循源文本的结构，读起来多少有些翻译腔夹杂其中，所以译文不是很易解，而王古鲁的译文则通顺自然，犹如写作一般。譬如，雷通群译文中说：“专研究一国之语言者，是谓“特殊言语学”，例如华语学家、英语学家、日本语学家之类是也。然特殊言语学者，至少亦须明白其所研究之国语，乃属世界言语全体中之一成分，总受一般言语之理法所支配。”这句话从逻辑上讲，多少有些不通，“专研究一国语言者”应该是特殊语言学家，怎么能是“特殊语言学”呢？既是“特殊语言学”，又怎么可能是“华语学家、英语学家、日本语学家之类是也”呢？王古鲁对于同一内容则是这样处理的：“便是在所谓特殊的言语学—例如专以英语或中国语为研究的对象的那类部门—里，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国语既为世界言语之一而系构成全体的一成分亦受一般言语学的理法所支配的”，虽然结构有些复杂，且又受到外来语法的影响，但却能够很好地表达了文本的含义。从样本2来说，王古鲁的样本属于翻译范畴，而不是编或写。
样本3是两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段的内容，是讲述表述行为（样本中的表示运动和表出运动）的，即定义和分类举例。两个文本相比较，我们发现两个文本表述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一个古奥，一个易懂。第二个虽然比较长，但简明易懂，这正是出于《言语学通论》所在丛书的要求所决定的，即“要把各种专门学术，依最新学理与最新方法，用通俗易解的文字，作有系统有组织的介绍，期于专门与通俗两点，双方兼顾，以收宏效。”（参见文化科学丛书发刊旨趣）此外，也是受到各自所采用的文体所决定的。总的来说，这一对样本中，没有涉及到“编”的内容。关于“编”的内容，详见下一章。
样本4是两书中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一段。在这个部分，两书的标题基本上一样，其内容也是一样的，但两者间还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存在于语言表述层面，雷同群的翻译比较简洁，而王古鲁的文字则较为通俗易懂，但在本样本中王古鲁的文字则略显晦涩，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白话文使用特点所限制的。尽管如此，王古鲁的文字给读者一种亲切感，那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操作手法所决定的。
纵观上述举例可见，雷通群和王古鲁的两个版本基本上是一个版本的两本译本，只是王古鲁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更为充实一些，比如，他在书中添加了很多与汉语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则特别体现在国语与国音几种论述的第二章第五节和第三章之中。这样的操作手法是王古鲁译介国外作品的一贯特色，如果仔细翻阅他后来翻译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就会发现他在翻译这部书稿的时候，并没有停留在译的阶段，而是纠正了原著中的不少错误，还补充了原著中所缺的一些材料，并添加了参考和附录两部分。这样的现象在《言语学通论》中也是存在的，比如书后的参考书目和有关汉语的语音部分是最为明显的证据。
3. 内容特色
总的来说，两者都是依据安腾正次的《言语学概论》而著成的，因此，其大体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王古鲁在成书过程中，添加了一些有关国语与国音的内容。从范围来看，书中涉猎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范围内已有研究成果的所有语言，且阐述的极为细致，在当时来说，是国内少有的佳作。即使是林祝敔在1943年出版的《语言学史》，在某些部分也无可比拟。
仅就汉语和中国周边的语言来说，林著和上述两部书则各有优劣。在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当前状况阐述方面，林祝敔占绝对优势，但他没有兼顾到汉语语音的研究。此外，林著还谈及了日本语和朝鲜语的类别归属和类型问题，尽管很少，但则是上述著作所不能及的。但是上述二著却较多地涉及到了日本语的语音层面。这些差异的产生应该是受到著作类型不同的限制所引起的。
4. 翻译策略分析
两个文本间，除了王古鲁所添加的内容外，最大的不同在于：雷通群译本的语言较为简练，风格略微古朴，较为贴近当时正统的学术话语风格；王古鲁译本的语言较为通俗易懂，白话气较为浓厚，容易给读者一种亲切的感觉。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译者风格的表现，但如果深究，就会发现王古鲁的风格，是出于考虑译本所在丛书所规定的体例而造成的。
“文化科学丛书发刊旨趣”中，对于王古鲁所在丛书的风格有如下要求：“第一，凡百学术，既贵精深研究，复须普遍通俗┅┅。我们这部丛书，就要把各种专门学术，依最新学理与最新方法，用通俗易解的文字，作有系统有组织的介绍，期于专门与通俗两点，双方兼顾，以收宏效。第二，我国中等以上学校缺少各科良好读本，教授与学生均感苦痛。┅┅因之，各方面要求本局继续编辑一部与ABC丛书相衔接，而内容加深，篇幅加大的丛书，以便教学者，分至沓来。我们现在这部文化科学丛书，均由朴实而有教授经验者编辑，当可满足读者的要求，作为中等学校以上教本之用。”（参见丛书发刊旨趣）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王古鲁采用这样简明易懂，如同课堂讲授的言语，来翻译这本书了。
雷通群的译文风格，可能是模仿了原著的风格，也可能是他固有学术语言的特色，更可能是原著风格和他自身风格的混杂。但不管怎么说，跟王古鲁（1930）相比，雷通群的翻译是较为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他译本的特色之所在。这也是雷氏在翻译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根据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在《论翻译方法》中所提出的翻译途径[4]:141-166;[5]:383来看，雷通群的翻译途径属于“让读者接近作者”，即今天所说的“趋向作者的”（Source-text Oriented），而王古鲁的翻译途径则是“让作者接近读者”，即今天所说的“趋向读者的”（Reader-Oriented）。
四．《言语学通论》中的编译
考察译介文本是以内容为依据，以文字载体为信息来源，以其体例编排为脉络的。其中，内容为恒变量，文字载体和著作体例编排为变量，所以我们拿文字载体作为形式依据，来分析《通论》中所含的编译成分。
1．《通论》中的“编”
《通论》中的“编”是与安腾原本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个不同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在内容上来说，《通论》的第一章以安腾原本为信息依据，进行重起炉灶式的改写，从上表1可见一斑。其中，根据作者所掌握的材料自行添加了一些信息，以应教学之便、读者之需。在第二章第五节印度支那语系中，王氏按照汉语方言区域分布的特点，把“中国语”分为十个区域进行详细叙述，这是作者自行添加的内容。只要参考雷通群的译本第57页，便会知晓。在第三章中，王氏自行添加了很多有关汉语国音的内容，如107、108、109、112、113、118、119、120页等。只需仔细比对，这些内容层面的“迹象”是比较容易察觉的。
《通论》中的“编”也存在于文本体例层面。将《通论》与雷通群的译本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通论》书末附有参考书目一则，是雷同群译本和安腾原本所没有的，这是“编”的另一个明显的例证。
上述有关“编”的特征，在王古鲁后来的《中国近世戏曲史》[5]和其他的“以译带著”的著述中，都有所体现，从而也就形成了王古鲁那种较为独特的“编译”模式，即尽量纠正原文本中的不正当之处、欠缺之处、观点错误之处，添加有关原文本所欠奉的具体内容，附录文本中所涉及的参考书目及其索引等。
2．《通论》的译介
译介指的不只是翻译，还有介绍的成分，但《通论》基本上是翻译的，可其功能却是介绍性质的，特别是语言学学科的专门术语。这里我们就从今天依然沿用的人名、语言名称、语言学术语及其所引用的语言学著作等角度，以具体的实例来阐述《通论》中的译介。
全书中共有外国作者32人，其中古希腊3人（狄阿尼塞斯·色刺克斯、都那德和普立细安）；印度1人（帕尼尼）；德国12人；法国3人（卢骚、康狄雅克、库尔度）；瑞士1人（苏秀尔）；美国2人（惠特尼、勃隆飞德）；英国4人（马克思密拉、威廉琼司、斯维德、斯基德）；丹麦3人（拉斯克、耶斯潘荪、勃累斯道尔夫）；俄国2人（彼得大帝、卡他灵二世）；挪威1人（亚逊）。其内容从古希腊和古代印度的语法，到17和18世纪的语音和语言类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再到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现代意义的语言学吸引了心理学（冯德）、生物学（希拉海尔）和社会学（苏秀尔）等学科的理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语言名称的术语主要出现在第二章，共有术语168项，对古今中外的语言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梳理，但是后5项的语言（日本语、朝鲜语、巴斯克语、爱托拉斯坎语、荔希安语）没有进行相关的论述，原因在于当时对于这些语言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作者没有进行任何理论阐述。相对而言，林祝敔[6]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细致，尽管每项语言的阐述不足百字，但就当时的语言研究状况而言，这已经是很全面了。
本书中共包含语言学专门术语123个，由两个希腊术语（习惯说和自然说）、七个德语术语（失语症、失书症、皮质性运动性失语症、皮质性感觉性失语症、错语症、健忘性失语症、读书不能症）和英语术语组成。其中涵盖了语音、语法、形态、语言类型、语言与思维、语言演变研究等层面。
本书正文中共提到10部著作，其中梵文经典和德文著作各5部。尽管有些一闪而过，有些只是稍作介绍，还有一些只是提到，甚至连中文译名都没有（如王古鲁[2]:28），但通过这些著作的出现，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如果参阅书后的参考文献，我们会发现这里的10部著作没有在作者的参考范围之内，可见这些著作的作用，只是参证其所持有的观点和所涉及的语言学家的历史功绩。通读全书，我们发现，本书的内容应该是借鉴于书后的参考文献，但书中所出现的德文术语说明，作者还曾参阅过德文的著述。
3．王古鲁的编译体例
王古鲁是比较早专门从事“以译带著”的中国学者。在他的众多编译作品中，《言语学通论》（1930）是他进行“以译带著”尝试中比较早的一本。后来，王氏专注于备受关注的日本汉学研究，并于1931年出版了另一部较为成功的编译作品《中国近世戏曲史》[7]。对这两本作品的编译特征，上面有所阐述，故不赘述。下面我们说说王古鲁的编译体例。
王古鲁的编译体例体现了他从事以“以译带著”的目的，即深层次修订源文本的内容，纠正源文本中的错误，添加源文本中所欠缺的内容，附加读者所需的参考书目和索引等。这种体例完全是倾向于读者服务的，具有极大的优点，即：能够充分地考虑到读者的利益、读者的需求和译作的作用及影响。同时，这种体例也伴随着一个缺点，即：不能够极大程度地忠实于源文本。
五．结论
无论怎样，翻译的策略是动态的，是应译者的工作需求而产生的，是应源文本的翻译要求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任何时期的翻译策略都不可能是僵化的、静态的。那么，对待翻译策略的策略也应该是动态的、历史移情的，而不是静态的、与时俱进的。王古鲁在《通论》中的编译策略，就是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阅读这样的编译作品，读者会有更大的受益。但这种操作性在今天，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做，是会侵犯个人的著作所有权的。如果说王古鲁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的话，那就是他的译介引进之功，而这功劳却又以外国语言学理论观点和术语的引进为最，这是不言而喻的。
大多学者认为，李安宅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先行者，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译介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李安宅先生早年曾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因受到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维斯基（B. Malinowski）、英国语义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与奥格登（C. K. Ogden）以及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门生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影响，他关注的是语言的意义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的层面，构成了他早期学术生涯的典型特征，即：1936年以前，他把语言意义作为切入点，进入语言研究的社会学领域（主要是意义问题：理性和感性）或说社会学研究的语言领域；自1936年后他的学术焦点发生大转变，完全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
李安宅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始于1931年出版的《语言底魔力》[1]，止于1936年出版的《巫术与语言》[2]，期间出版的著述目录如下：
李安宅. 《语言底魔力》.北平联友社，1931.
李安宅.《美学》.上海：世界书局，1934.
李安宅.《意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李安宅.《巫术与语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其中，《巫术与语言》是最后一本与语言学相关的著作，从人类社会行为的巫术作为切入点，进入语言使用中的魔法现象，最终运用普通语言学理论作为语言现象的通解。该书囊括了前三者的主旨大意，略有阶段性总结的意味。可见，在李安宅所译介的语言理论著述中，《巫术与语言》是最为综合的一本，也是从现象到理论脉络中最为系统的一本，因而，这本书十分值得我们从回顾和反思的角度，对其进行学科史学的探索和挖掘。
一、成书背景与构成
1.成书背景
据作者在“编者序”中介绍，本书的“前两章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印过单行本的，取名《语言底魔力》。单本出世以后，曾有过关于这种题目进一步的介绍。在理智的语言一方面，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意义学》；在情感的语言一方面，有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学》；在巫术与其相关的社会学各方面，则有马林糯斯基氏两种人类学杰作底合并译本《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也在商务出版，以后更与司（即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作者注）有直接的接触，得窥哲学意味以外语言学各问题之门，且适值《语言底魔力》售罄，因并入译文《语言底综合观》，改名为《巫术与语言》，再付出版。”[2]序4-5本书于1945年再版，补入作者长序《论语言的通货膨胀》[3]，反对语言使用的“通货膨胀”状态，尔后于198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影印1936年版《巫术与语言》[4]，并附录弗雷兹尔（Frazer，今译弗雷泽）的《交感巫术》[5]译文于后。最后，将本书内容与先前出版的《美学》[6]和《意义学》[7]合并，以《语言·意义·美学》[8]为名，于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写作旨趣
作者认为，“语言文字底障碍，本与极原始的巫术心理相因而来。”[2]序4又因“只谈语言文字，似乎太抽象，似乎与我们自己底文化传统距离太远；”[2]序4因此，“本书在叙述语言文字以前，首先介绍极简单的巫术心理，……经过了意义的分析以后，便该查其全体，看看有多少复杂的问题都与语言有关；于是最后迻译雅礼大学教授人类学而兼语言学大家司皮耳氏（Edward Sapir）底一篇杰作，以启读者易趣同归的探索之门，”[2]序4以便为这门尚在“幼稚”阶段的学科指示出其发展的路线。从这段描述可以清楚地窥见本书的基本脉络，也可发现作者编排本书结构的初衷和目的。
3. 内容框架
本书共78页，由编者序、正文和附录组成。编者序有6页，主要阐述了语言在社会使用中出现的症结、作者的写作目的、本书结构、内容来源及分布等细节问题，并提供了西洋新近出版相关著作的信息，以供读者寻读。附录的内容应为“语言分布统计概要”，但在书末尚未发现相关的内容，不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
本书是按照内容来编排的，共分三章：巫术底分析、语言底魔力和语言底综合观。第一章“巫术底分析”是根据弗雷泽的论文《交感巫术》[5]编写的，分为巫术底原理与种类、感致巫术、染触巫术和巫术在历史上的地位等四节；第二章“语言底魔力”是根据马林糯夫斯基（B. Malinowski，今译马林诺维斯基）、吕嘉慈（I. A. Richards，今译理查兹）和欧格顿（C. K. Ogden，今译奥格登）等诸位学者的观点编写的，分为语言底一般魔力、文字底特殊魔力、名底魔力、语言文字障和理论的分析等五节；第三章“语言的综合观”是司皮耳（E. Sapir，今译萨丕尔）于1933年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九卷所写论文Language [9] 的译文，分为语言底一般属性、语言底心理属性、语言底起源、语言底功能、语言底分类、语言底演变、语言与文化、特种语言与社会和语言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等九节。
4.版式
从版式来看，本书系当时所习见的“右侧竖行，左开本”。书中人名、地名、机构名左侧用竖行实线标明，人名、地名和重要外来术语后附外文，且置于括号内，所有的外文均顺排，所有的数字均用汉语式拼写；著作名称左侧用曲线标明，有的在括号中注出英文名称，有的则没有注出，但在篇末注解中能够找到。前两章开始均有名人名言一则，第三章则以“译者按”开始，以说明文章出处和原作者的基本信息。书中有夹注若干，大多出现在第三章，均以按语形式出现，有的用“译者按”标示，有的没有标示，但内容大致雷同，或说明原文本信息情况，或进一步介绍特定知识点的相关内容，或举汉语例证以说明和补充原文论点，等等。有关译文夹注按语的情况，可参见本书33页、34页和37页等。除了夹注外，本书还有篇末注，主要出现在第一二章，以①形式在正文相应处标明，按章内顺序置于篇末，有的提供相关著述的出处信息，如12页注②；有的提供所涉及内容的参考页码，等等。
本书标题比较有趣，第一、二章比较单一，都是章下设节四到五个，而第三章则略显复杂，章下设节，节下以甲、乙、丙、丁为序排列，再下则子、丑、寅为序，其下以1、2、3为序排列。虽是如此，但也出现了第四节（语言底功能）乙中1、2、3项与第五节（语言底分类）甲中子项下1、2、3各小项间的不协调现象。
二、内容特色
从内容看，本书是以现象——语言文字事实（第一二章）为切入点，再以语言学理论（第三章）答疑解惑的典型文本。第一章参考了弗雷泽《金枝》[10]（Golden Bough，1926）的框架，阐述巫术（好巫术和恶巫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习俗，其赖以存在的因由、使用的种类和历史地位；第二章参考了马林诺维斯基、弗雷泽、欧格登和理查兹等人的理论观点，阐述语言文字在人类社会中被赋予的魔力现象及其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从而产生了语言的禁忌现象；第三章翻译了萨丕尔的文章《论语言》[9]，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阐述各种语言在使用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现象背后的成因、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历史的变迁以及语言与国家政治间的关系等。此外，在第三章结尾出也谈及了当时国内外轰动一时的国际语问题，与孙伯坚转译的《言语学与国际语》[11]具有遥相呼应的作用。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本书是最早考察语言在社会巫术中使用的语言学著作，是国内较早关注语言社会层面的专门著作。尽管篇幅不大，却涵盖了当时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视作萨丕尔《语言论》[12]的浓缩。
三、译介与类属
如上所述，本书第一章系参考弗雷泽《金枝》[10]的框架写成的，第二章系参考弗雷泽、马林诺维斯基、奥格登和理查兹等学者的观点编写而成，第三章据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论语言》[9]直接翻译而成。可见，本书前两章属于术语编写的范畴，而第三章应属于翻译的范畴。
就本书的整体构成而言，作者先摆出人类社会中的语言文字使用现象，然后运用语言学理论给予解释说明语言的使用问题，这样的布局谋篇属于“编”的范畴，有了这样的编排，才有了本书这样独具匠心的布局。本书最后一章的“翻译”与本书前两章和整体构成中的“编”，构成了本书的译介类属——编译，即将翻译文本或部分翻译文本按照写作者的意图或读者的需要，进行特定的编排组成书稿。
这类写作方式的好处在于：及时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相关资讯；便于写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图布局谋篇；有利于四处分布的信息整合于一体；修正、解释和补充原文本中的相关信息，方便读者阅读等，但这样的写作方式极为不利于保持原文本信息的完整性，例如在本书第一、二章中，读者无法领略弗雷泽、马林诺维斯基、理查兹和奥格登等学者的理论著作，看到的只是这些学者观点的“马赛克式”组合。
四、对中国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纵观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只有石安石[13]在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普通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语义学”著作时，顺便谈到了李安宅的《巫术与语言》的成书过程和内容构成，而对其历史地位和贡献却没有提及。
从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看，本书率先将人类社会中的巫术现象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是中国第一本以语言学理论解释巫术作为社会语言现象的专门著作，也是第一本译介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语言学理论的著作。若从成书的历史作为评判的依据，本书前两章（《语言底魔力》，1931）是中国最早介绍马林诺维斯基、奥格登和理查兹等人有关语言意义观点的著述。因此，我们可以说，该书在引进萨丕尔语言学理论思想和推动马林诺维斯基、奥格登和理查兹等人有关语言意义研究的思想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
本文发表于《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 贾洪伟
摘要：在考察苏联语言学汉译的历史基础上，按照苏联语言学作品翻译出版的年代分布和1935年至1991年间所出现的重大事件，将苏联语言学汉译史分为四个时期：肇始期（1935-1949）、发展期（1950-1960）、停顿期（1961-1976）和终结期（1977-1991），并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最终，总结了苏联语言学汉译史的特点。
关键字：苏联语言学、语言学史、译介、分期
一、引言
不论在俄语界还是在英语界，语言学汉译史还都是个新事物、新课题。语言学的汉译史可以做通史性的研究，可以做断代史性的研究，也可以作国别性的研究。通史性的研究，早在2007年北外姚小平教授曾受台北辅仁大学语言学研究所之邀，做过《语言学典籍汉译史》的讲座，讲稿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辅仁外语学报2007年第四期，应该算是国内语言学界第一篇语言学典籍汉译史的通史性专论。断代史性的研究，有北外贾洪伟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国语言学典籍译介史》。而国别史部分，还尚未有相关的著述，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因为语言学典籍汉译史的国别研究，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该语言领域中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发展状况，还可以将所有的国别史研究综合到一起，组合成该学科的通史性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以窥视该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现根据手头所掌握的有关苏联语言学的历史文献，专门对苏联语言学汉译的历史进行通史性的论述。苏联语言学理论思想传入中国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后期，曾对汉语语法和普通语言学理论起到过重要的影响。由于本文的侧重点是普通语言学层面，所以有关苏联语言学理论对中国汉语语法与文字方面的影响留待专文阐述。
二、历史分期
二十世纪初，为了改变中国语言学研究附庸于经学研究的地位，也为了改善中国语言研究的学科状态，章炳麟、胡以鲁等率先通过日本引进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思想。而后到二三十年代，中国语言学者开始了多国别、多层面的引入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如乐嗣炳译介的《语言学大意》（1923）、王古鲁译介的《言语学通论》（1930）、沈步洲译介的《言语学概论》（1931）、张世禄翻译的《中国语与中国文》（1931）、贺昌群翻译的《中国语言学研究》（1933）、李安宅译介的《意义学》（1934）等。与经由日本所引进的和直接引进于德国、瑞典等国的语言学理论相比，中国对苏联语言学的译介是比较晚的。中国所译的第一本苏联语言学著作是斯皮义尔维奇著、孙伯坚译的《言语学与国际语》，于1935年在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发行。自此，开始了中国译介苏联语言学的大潮。
经不完全统计，从第一部苏联语言学著作于1935年翻译出版，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时期，中国共翻译引进苏联语言学著作近50余部。其中，建国前共翻译引进3部，一部是讲语言学与国际语间的理论问题的，即《言语学与国际语》，一部是讲“马尔底言语理论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新兴言语理论》，另一部则是讲人的语音和发音专题的《人是怎样开始讲话的》）；建国后引进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先是围绕着斯大林批判马尔语言学理论和斯大林语言学理论主张，然后是多层面高广度地引进苏联语言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对中国语言学影响很是深远，特别是引进和通过苏联途经引进的语言学史著作。也正是在建国后的1952年，中国开始了苏联语言学论文的译介，从1952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翻译发表论文90余篇。
下面我们基于二十世纪中外的政治变革、学术发展和出版状况等，对始于1935年的苏联语言学汉译史分为四个时期：
肇始期：1935-1949
发展期：1950-1960
停顿期：1961-1976
终结期：1977-1991
其实，中国苏联语言学的汉译史，是中国语言学在自身学科体系发展壮大过程中，接受和发展苏联语言学的历史，其典型的时期就是1950年代。
1. 肇始期：1935-1949
1935年以前，苏联是马尔语言学一统天下，虽然也不时会有不同的意见，但这对建国前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却都不大。从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苏联语言学著作3部。
在1935年，中国翻译出版了第一部苏联语言学著作《言语学与国际语》，是由苏联语言学家斯皮义多维奇所著，于1931年出版于列宁格勒，后经日本学者高木弘与井上英一翻译出版，汉译本是孙伯坚以日译本为底本转译而成，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发行，是以“用语言学理论阐释语言学理论与国际语间理论问题”为基调的。无疑，这部著作的出版，给中国语言学界打开了新的视角，即普通语言学理论与国际语的思考。
在1936年，上海新文字书局出版了由安德烈也夫与特雷仁合著，徐沫翻译的《新兴言语理论》，是讲“马尔底言语理论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这可能是中国语言学界第一次通过直接翻译苏联语言学著作的方式，接触马尔语言学理论为主的苏联语言学思想。
在1949年，上海天下图书公司出版了由尼柯尔斯基与雅柯夫列夫合著，水夫翻译的《人怎样开始讲话》，是讲人类的发音和语音特点的。这是中国继刘复在1922年翻译法国保尔巴西著的《比较语音学概要》，刘复在192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字声实验录》和张世禄在1934年编著出版的《语音学纲要》之后的另一重要的语音学著作。
在苏联语言学汉译的肇始期，尽管只有三部著作问世，但从这三部著作中，我们却能够发现，那个时期的翻译著作中用“言语学”和“言语”来指代“语言学”和“语言”。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语言学界最先是通过日本接触西方语言学思想的，也因此受到了日本语言学术语的影响，即按照日语的“言語學”（ げんごがく）把“语言学”命名为“言语学”，以对应于英语的linguistics。这种现象在建国后的苏联语言学著作的翻译中，已得到改善，但在整个中国语言学界，后来还是有零星的使用，直到学者们用这一术语来指某类专门的语言研究,如索绪尔的le langage和la parole，这种用指语言学的现象方才彻底得以改善。
随着西学入华的大潮，西方语言学也随之涌入，这是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姚小平教授（2007）曾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学典籍翻译总结出三个方面的作用。我认为，也适合苏联语言学汉译，即“一是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把西书翻译出来，可以普及学理，推广新知；二是出于新式学校教育、开设相关课程的需要，有了中文译著，或者在译介的基础上编写教材，学生读起来方便许多；三是出于拓展小学疆域、更新国学传统的需要，通过翻译活动，西学被划为中学；”（姚小平 2007：29）类似的说法早在由舒新城为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1934）书写的总序中，可以找到根据：“我自民国六年毕业高等师范而后，……我对于此问题感到较重要者有两方面：第一是在校的青年无适当的课外读物；第二是无力进校的青年无法自修。”（舒新城 1934：序 参见张世禄 1934）在此基础上，我补充两条，即：引导国人系统认识、理解本国国语；引导国人学者运用西式哲学化范式来研究本国国语。
纵观苏联语言学汉译的肇始期，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翻译著作很少，其明显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语言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翻译者都不多，而且这个时期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在语法上，还无暇顾及专门的语言学引入的工作。
2. 发展期：1950-1960
这个时期，中国共翻译出版苏联语言学著作近40部，主要是介绍马尔语言学说（3部）、斯大林语言学思想（8部）、普通语言学理论、俄语教学、方言研究和语言学史等各数部。其中介绍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有：
契珂巴娃著.周嘉桂译.《语言学概论》（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
契珂巴娃著.高名凯译.《语言学概论》（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兹维金采夫著.清问译.《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北京：时代出版社，1955.
布达哥夫著 吕同仑、高晶齐、周黎扬译.《语言学概论》.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
加尔金娜·菲多克鲁著.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编译室译.《语言是社会现象》.北京：时代出版社，1956.
杰格捷列娃.《欧洲语言学说简述》.商务印书馆，1958.
Ｂ．Ａ．谢列勃连尼柯夫著．群力译．《有关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纵观这个时期的苏联语言学的汉译典籍，从1950年到1953年主要是以介绍和批判马尔新语言学（斯大林语言思想）的时期，而后则是随着苏联语言学的发展而引进语音、词汇、语法、风格、方言、语言的历史研究和教学等。第一次直接从国外翻译引进有关语言学史的著作，如杰格捷列娃著、俄语教学杂志连载的《欧洲语言学说简述》（商务印书馆，1958），还通过苏联学者拉·绍尔编根据威廉·汤姆逊著的语言学史著翻译出版了《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此外，还翻译了针对西方理论语言学进行批判的著作，如《现代欧美语言学唯心主义学派批判》（科学出版社，1958），导致中国语言学界受到苏联批判西方语言学态度的影响，并把西方理论语言学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说，从而采取了“批判式吸收”的方针。
中国语言学界翻译引进苏联语言学论文是从1952年开始的，到1960年共翻译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又以1954年和1955年最多（各14篇），1957年最少（1篇关于教学大纲的）。这些论文涵盖语言结构、词汇、语言发展、应用、教学、理论批判和书籍评论等，给中国语言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开拓了视野，但同时也束缚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翻译苏联语言学著述的高潮，一部分是由于中国所奉行的“一边倒”政策，一部分是由于5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以顾问身份援建中国时，视阐释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并按照斯大林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中国语言学研究，而中国语言学界又甘于全盘的接受这种指导。
3. 停顿期：1961-1976
停顿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1年到1965年，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恶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语言学对苏联语言学的引进工作；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个时期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完全停止了科学研究，使得语言学的研究和引进步入了停滞的尴尬境地。
1961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我国再也没有公开翻译出版过苏联语言学专著，而只是翻译发表了20余篇论文及两个专辑：《1950年苏联语言学界大辩论论文汇编》（1962）和《苏联六十年代攻击斯大林语言学观点的文章汇编》（1965）。这些论文及专辑，除了捍卫斯大林的语言学说和声援苏联的斯大林派语言学家以外，还积极地介绍和批判了国际语言学界的新成果、新发展，如《什么是转换分析》（1961.5-6）、《应用语言学中的新问题》（1961.6）、《转换语法的理论基础》（1963.1）等，当然这些术语专门语言学的范畴。
1967年至1976年，中国施行文化大革命，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停止了国外语言学成果的引进。从出版物的出版数量来说，中国语言学界几乎与苏联语言学界断绝了往来，使得苏联语言学的引进处于绝对的停顿时期，即这十年间，中国语言学界再也没有翻译发表过任何苏联语言学的成果。
这个时期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负面的影响非常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不但失去了多年来苏联语言学的指导，还使得整个科研处于停滞的状态。
4. 终结期：1977-1991
1976年，中国结束了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学研究也得以恢复正常。同时，语言学界又开始了国外语言学成果的引进，但这次是以多层次、多途径、多国别策略来进行的，以猛追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外语言学的快速发展。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苏联最终于1991年解体，这标志着苏联语言学时期的结束，也是苏联语言学汉译的终结。最后这十余年间，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引进苏联语言学著作5部、论文近10篇。
这段期间引进的苏联语言学作品，先是集中翻译发表苏联语言学近年发展的介绍性论文，如《苏联的话语语言学（1948-1975）》（1979）、《苏联的语言》（1979）、《二十、三十年代苏联语言学中语言社会分化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苏联语言研究所近年来的研究成果》（1982）等，以了解近年苏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中国语言学界又引进了苏联新时期的普通语言学（兹维金采夫著《普通语言学纲要》和柯杜霍夫著《普通语言学》）、专门语言学（A.P.卢利亚著《神经语言学》和什维策尔著《现代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方法》）和语言学史（康德拉绍夫著《语言学说史》）等方面的著作5部。
上述可见，中国语言学历经日本引进到直接从西方引进，后到以苏联为主要引进对象，再到多途径直接引进的时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时期，主要是1950年代，到1961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基本上很少有著作翻译出版，而只是一些论文见诸于报端。直到1981年，这种状况才有所转变，但到苏联解体的这十年，也只有近十部著作翻译出版（详见附录），而且其中含有专门语言学2部、语言学史1部。
三、结语
纵观苏联语言学的汉译史，我们发现这段时期所引进的语言学著作，涵盖普通语言学、专门语言学和语言学与政治问题等。其中，前期的普通语言学多以批评马尔理论支持斯大林为理论基调，后期则以开放的精神来探讨语言现象；其中专门语言学著作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与标准语、民族语、语言与语言学教学、风格、语言的社会层面与历史层面、神经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等。这些著作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的社会、心理和神经层面的研究。此外，还有语言学史著作的引进，促进了我国学者在语言学史方面的研究，如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1957）。
在考察苏联语言学汉译50余年的历史，我们发现苏联语言学汉译的历史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自建国后，中国语言学界对苏联语言学的翻译引进，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是既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因素所导致的，也是中国在政治上施行“一边倒”政策的结果；其二，从翻译方法和策略上来说，建国前语言学者在书籍择取和翻译方法上，采取自由的翻译策略，从而明显地体现于那个时期的文本当中，由于篇幅，此不详述；而建国后，由于受到马列主义引进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书籍的择取倾向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翻译方法则略显直白；其三，相比较而言，苏联语言学对新中国的语言学的发展，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特别是在批判西方语言学思想、语言教学、语言学教学与研究、教材编写和语言学史等层面，导致中国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四，建国后，引进苏联语言学作品的目的较为统一，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则大抵有编译、译述、摘译和翻译等（篇幅所限，不详述），这些方法的搭配使用，极大地保证了及时而迅速地引进苏联语言学的成果，有效地丰富了中国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姚小平,语言学典籍汉译史[J],台北,辅仁外语学报，2007（4）：27-43.
[2] 舒新城，中华百科丛书序，张世禄,语言学概论[M],上海,中华书局，1934.
附录
著作论文翻译出版对照表
通讯地址：100089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中国俄语教学》2010年第2期
1 引言
编译重在“编”、“述”、“ 评”和“译”，其特点在于体例编排和材料选取，不像译述那样“述评”多“翻译”少，或两者不相上下；与摘译相比，编译除了摘选材料外，还要按写作需要，将这些材料组排成篇。在引入西学的早期，编译曾是广泛采用的译介手段之一，但未能及时引起人们的关注。
2 历史回顾
国内翻译界对编译的关注和研究，始于1980年代。1986年维颐、嘉祥、同均等在《翻译通讯》发表《常用译法归类》，提出编译的定义，总结编译的特点和存在的形式（1986：64）；同年，邝日强在《上海科技翻译》期刊发表《我的业余编译活动》，对其多年积累的科技编译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同时也归纳了编译文本的诸多优点（1986：34-35）。1988年战英民在《上海科技翻译》期刊发表《综述性译文的编译技法》，对编译的方法方式进行经验总结；（1988：36-37）1989年黄汉生在《上海科技翻译》期刊，发表《科技消息编译中的一些问题》，对国外科技材料抢译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须“在全面理解基础上，进行摘、编、改的工作”（1989：38-40）；同年，王心纯在《中国科技翻译》期刊发表《漫话编译生涯》，从期刊编辑的视角漫谈多年编译的体会和心得。上述几篇文章，基本上被认为是中国编译研究的开端，此后，研究编译的文章，日见增多。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编译研究的具体状况，本文作者在“中国期刊网”的“外国语言文字”分目下，分别以“编译”为“关键词”和“题名”为搜索条件，搜索自1911年至2009年12月以来的所有文章，获得以“编译”为“关键词”的结果105项，以“编译”为“题名”的结果123项（不含4篇英文篇目），其分布详见下表。
表1：期刊网搜索结果类别分布统计
从表中可见，在“关键词”为条件的搜索结果中，期刊和硕士论文数目最多，分别占总数的75.24%和12.38%；而在“题名” 为条件的搜索结果中，期刊和硕士论文数目也是最多，分别占总数的76.42%和14.63%。除了6部年鉴外，以“题名”为条件的搜索结果，远胜于以“关键词”为条件的搜索结果。因此，本文分析以“题名”条件所得的信息为基础。
根据历年研究成果分布可见（参见表2），2000年以前，会议论文、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基本上没有出现，编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期刊文章为主；2000年以后，编译研究的成果数量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会议论文、硕博论文和报纸文章等多层面的研究成果交流方式，研究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其中探讨新闻和外宣题材的尤其多，近20余篇幅。仅就2007、2008两年来说，研究编译成果的总量各21篇（部），2007年发表期刊文章14篇，会议论文1篇，报纸文章1篇和硕士论文5篇；2008年发表期刊论文16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4篇。这些数据说明，学界对编译现象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编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正朝纵深层面发展，有利于编译研究的不断深化。
表2：编译成果年代分布统计
有关编译的历史发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1980年代的文章多局限于编译实践的经验之谈（维颐等 1986；于鹏飞等 1987；黄汉生 1988；沈澄如 1988；王心纯 1989；战英民 1989等），1990年代的文章开始专注于编译技术、技巧、忠实和准确等原则性问题的探讨（魏晋慧 1990；古今明 1991；裴豫敏 1991；马少安 1991；刘树森 1993；桂乾元 1997；唐若水 1998等），而2000年之后的研究，则大多关注于具体题材、具体领域的编译实践与理论问题，已从技术和技巧的初级阶段上升到了理论探讨的层面（刘丽芬、黄忠廉 2001；穆凤良等 2001；黄忠廉 2002；田传茂 2006；马景秀2006；文军等 2007；张永中等2008等）。尽管编译的研究数目不断增多，研究的层次也不断地攀升，但对编译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存在诸多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编译的学科定义、英文命名、学科特点、研究范围等基本层面。
3 编译定义
关于编译的定义，有人认为，“编译指的是译者不止对原文进行翻译，同时还进行一定的编辑加工。因此，这种译法包含了编和译双重意义。它（……）往往是将原文译出后，以其内容为资料，进行加工创作。编译的过程实际上是译者在理解消化原文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再创作的过程”（维颐等 1986：64）；有人认为，“编译以原文内容为主架或主要内容，译者用自己的话语组织，串联译文的翻译”（桂乾元 1997：41）；有人认为，“编译指编辑和翻译，是夹杂着编辑的翻译活动，是先编后译的过程，是根据翻译对象的特殊要求对一篇或几篇原作加工整理后再进行翻译的变译活动”（许明武 1998：32；刘丽芬、黄忠廉 2001：42；文军、宋佳 2007：69）；有人认为，“编译是译者在完全理解了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过程”（魏晋慧 1999：41）；有人认为，“编译就是（可能）采用摘译的方法，再作处理和加工，正确处理量中求质、长中求短、乱中求序和一般需求中求特殊需求的几对辩证关系”（刘丽芬、黄忠廉 2001：42）；有人认为，“编译是以保留相同的主题为原则，比较随意地改变原文的文本结构”（穆凤良、许建平 2001：37）；有人认为，“编译指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黄忠廉 2002：78；马景秀 2006：421；马景秀 2006：47等）；也有人认为，“编译也着眼于译，是在摘译的基础上译者加了‘编’的功夫，以更适合于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口味和习惯。‘编’是指在不改变原文主要信息的前提下，译者所作的文字处理，包括为使译稿顺畅而增加一些连接性词语，为突出重点而作语序或段落的调整、压缩等”（方梦之 2005：135）；还有人认为，“编译是先编辑后翻译，是对一个或几个语篇单位加工整理后再进行翻译的过程”（张永中等 2008：141）。可见，这些定义都是为了各自的写作意图，围绕“编”和“译”，进行各行其是的厘定。
经分析，我们发现上述定义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都是以“原作”为主架或信息来源，以充分理解原作为前提条件，可以说是，趋向原文本的策略行为；其二，都主张在以原文本为依归的情况下，对原文本进行加工处理；其三，都认为编译是翻译活动的一种，具有翻译和编辑的双重特点。上述定义的分歧也很大，特别是“先译后编”和“先编后译”的问题，一派主张“先译后编”，可以将原文译出后，以其内容为资料，进行加工创作（维颐等 1986：64），译者用自己的话语组织，串联译文（桂乾元 1997：41），也可以在理解了原文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魏晋慧 1999：41），采用摘译的方法，再作处理和加工（刘丽芬、黄忠廉 2001：42）；另一派主张“先编后译”，认为编译是夹杂着编辑的翻译活动，是先编后译的过程（刘丽芬、黄忠廉 2001：42；田传茂 2006：100；张永中等 2008：141等），是在摘译的基础上译者加了“编”的功夫（方梦之 2005：135）。
对于编译的定义，我们认为，编译就是在理解原文内容基础上，译者按照读者需求，选取相关信息，经整理和编辑，组成书稿的过程和策略。广义上的编译包括“先译后编”和“先编后译”两种类型，前者也可称“译编”，是在摘译或翻译的基础上，择取所需内容，组排成书（篇）的做法；后者是狭义的编译，是择取所需内容，对其加工整理后，再进行翻译的做法。如果按照“理解即是翻译”这一广义的翻译定义，以理解原文为前提的编译行为都属“先译后编”的类型。如果是“编”和“译”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先“编”者为“先编后译”，而后“编”者为“先译后编”。一个编译文本属于哪种类型，在于编译过程中编译者所采取的编译策略，而不是研究者硬性规定的，就跟文本研究一样，都属于描写研究。此外，编译研究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层面，宏观研究包括编译发生的（时代）背景、存在理据、适用范围、（产生的）影响、编译者所用的策略、编译的历史和编译者研究等；微观研究包括编译技巧、编译的文体风格、编译语言的雅俗、原译文本结构的变化等。
4 编译英文命名
编译的英文命名与编译的定义一样，尚未统一。经统计，目前已有十五个英文术语与“编译”对应使用，这些术语分别是：translation（任月花 2008）、reader-friendly translation （那晓宇 2007）、translation and edition（唐若水 1998；徐建国 2008等）、translate and edit（文军、宋佳 2007）、translating and editing（魏晋慧 1999；刘丽芬、黄忠廉 2001等）、transediting（段黎霞 2004；杨义容 2008；张柏兰 2007；张伟 2007；曹莹 2008等）、editing-translating（田传茂 2006）、editing and translation（唐红 2004）、edition translation（张永中等 2008）、edited translation（李蓓蓓 2007等）、editing translation（方幸福 2002；胡雍丰 2006）、adapted translation（方梦之 2005）、adaptation（陈明瑶 2001；穆凤良等 2001；洪珺 2005；刘冰 2006；刘娟 2006；马景秀 2006；季怡 2007；曹志颖 2008等）、compilation（马逢菖 1991；张春新 2004等）、condensed translation（马景秀 2005）等。
上述英文术语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属于“编译”的上义词范畴，譬如translation和 reader-friendly translation（编译、归化、同化译文都属于这一范畴）；第二类属于专门术语，如:compilation 专指词典或大型书籍的编撰；第三类另有所指，adaptation是改编文本，可能是语内翻译（如名著改编本），也可能是语际翻译，adapted translation是改译，改编原文本，然后翻译，抑或是直接改编翻译本，两种情况都存在，而condensed translation指缩译，将原文本浓缩，再翻译，与摘要翻译有类似；第四类虽接近编译，但与编译实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譬如editing指对文本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编辑行为，不含有翻译行为；edited translation指的是经编辑过的翻译文本，属于“先译后编”类型；editing translation指对译文进行编辑的行为，属于“先译后编”类型；edition translation属于汉语的偏正构词方式，不大符合英文构词习惯，应有连接词and；editing and translation指编辑行为与译文，是一对不协调的组合；第五类确是编译的对应术语，但不具有学科术语的概括能力，而只是编译行为、过程和文本的具体所指，譬如translating and editing指编译的行为或过程，transediting为translating 与editing的缩写，translate and edit指编译动作或行为，translation and edition指编译文本。
可见，这些术语不具有学科术语所具有的概括、排他和专业等特性。鉴于此，本文提出transeditology（translate+edit+ology）来指称“编译研究”，包括编译行为、编译技巧、编译策略、编译文本、编译者和编译历史等的研究。在transeditology的框架中，我们用transediting指编译行为，用transedition指编译文本或产品，用transeditor指编译者，用transedition process指编译过程，这样就可以杜绝编译研究中的“一个术语具有十五个对应英文术语”的现象。
5 编译的优点与不足
6 总结
纵观翻译实践的历史，我们发现，早期的翻译文本多数都存在编译的痕迹，这些文本或是以一部著作为主架，或是以数部著作为信息来源，经过翻译、加工、集成书稿，以满足特殊时期特定读者的阅读需要。就早期的著述而言，编译的操作程序和特点，已不单单是翻译过程中的技巧和技术，而是关涉到成书、销售、使用及其影响的各个层面，已构成翻译、编辑成书的策略。这一策略产生于特定历史时代，具体到不同学科，而有所变化，语言学中的编译策略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西洋语言学思想东传的萌芽时期，譬如王古鲁（1930）和林祝敔（1943）是典型的编译案例。这种策略直到今天在语言学领域仍有零星使用，如涂继亮主编的《语言哲学名著选译》（1992）、汪榕培等编译的《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1992）等，而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经济、科学、新闻、外宣等领域，编译的运用正日益广泛。
坦言说，笔者在译品赏析方面也只是一知半解，缺乏足够经验，但出于教学需要，还是硬着头皮现学现卖。翻译赏析要求教者和习者具备高超的双语能力与广阔的背景知识，从而进一步提高原、译文的审读能力，提高翻译技巧。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对两种以上已公开发表的译文进行对比、评其优劣、赏其精湛译技，通过对比提高原文的理解和译语表达水平，提高对两种语码差异的识别能力，从而更好地加以转换以提高译品的可读性。译品赏析所涉知识面甚广，它涉及译学的各个方面：翻译理论、技巧，翻译史和翻译家的生活道路、译事理论，原、译语言的对比、理解与表达，古今中外译学各方面的比较，文学欣赏水平，中西文论与美学，叙事手法，等等。（杨自俭、刘学云 1999：664，笔者略有改动）对于教者而言，如何教好这部分则是大问题。教师除了熟悉旧有的世界知识，还要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唯一的好办法是勤于治学：要像蜜蜂采蜜一样勤于学习，博采众长、吸收和积累新知识（杨自俭、刘学云 1999：665），这才是永葆“青春”的秘诀。对于习者而言，要多看书、勤实践，然后找佳译对照，寻找在理解、转码、措辞等各方面的差异，如在读书或实践中遇到有关理解、转码、措词方面的难题，习者须善用自己深藏的钻研潜力。“little oligarchies masquerading in the trappings of democracy”是我在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由英国语言学家John Sinclair著的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时遇到的，其中“trappings”的词典意义为“遮掩物”，“masquerade”为“掩饰”、“装饰”。我用直译法翻译出该短语的字面意思即“掩饰在民主面纱后的小寡头政治集团”，相信还有更好的译文，就此求教了。
现就小说《傲慢与偏见》的第一章片断来谈谈译品的对比与赏析。
将几种译文进行比较，既是学习、教学又是科研，甚至是搞译评的好路子。批评者或赏析者自己未必能译出好译文，但意见未必不中肯！
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要“神似”入“化”，也就是要译者发挥译语优势以尽量接近原文的各种参数值即译者应从整体上把握原作的或人物的语言风格与个性、（崔永禄 2003：85 笔者稍加变动）把握原作人物的交际语境变化，并据此充分发挥译语优势来处理各细节，以保原作得到良好的传译做到最大量的近似于原文本。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博学多才的散文家、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先驱，留有58篇散文传世。培根下笔，时而洋洋洒洒，时而十分简约，潇洒飘逸，有大将风度，口吻十分自信、认真。论断分明，又不失诗人奔驰的想象。不时用上一句拉丁文，使他的文章多了一份书卷气，带上一点古香古色。培根的散文以准确、清楚、条理分明著称，加上他擅长写出饱含人生的经验和智慧的名言警句，形成了培根散文的独特风格，使其能经久不衰。《谈读书》可以说是培根散文的一个缩影。其实，《谈读书》整篇文章就是一个大警句，因此要翻译这篇文章确实不易。我们认为，翻译培根这篇散文，重要的是要译出培根散文之简约的风格，译出他那种自信的口吻、格言般的警句。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作的最好，他用半文半白的文体，十分精湛地再现了培根散文的风格，可谓尽善尽美。
这一段翻译，楫译和周译尽管加了字，措词上作了些修改，仍然能明显看出王译的踪迹；廖译力求突破，但留有许多破绽：前文一直把they（studies）译为“读书”，而后文突然改译为“学问”，不但前后不一，就是两个术语的所指也不同；且nature一词诚然有“人性”之意，在这里的深层含义“先天之不足”，唯一能补足、完善其不足之处的只能靠“读书”。再者，楫译的语气联结词用得太多，如：“须知”、“因为”、“而”，读起来不简洁且书卷气十足。
这一段，培根用了一连串有关饮食的比喻来说明不同的读法。王译精辟之至，令人称道。其他三者的译文各有千秋。可以说，在全篇中，后三者的译法都融有自己的风格，摆脱了王译的束缚，能与王译争雄的也就是这段，但也决对不是毫无缺点。
警句构成了培根散文的主要风格，其特点有二：饱含人生的经验与智慧，看事比人深一层，可谓世故之至，此其一；富于想象力，令人深思与回味，此其二。关于格言、警句的翻译，我们认为，必须还它一个格言、警句的形式即读起来琅琅上口的各种修辞手段如排比、双声、对偶、押韵等。培根散文中所用警句的翻译，王佐良教授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典范，后来者极难超越，如强硬操作、勉强为之，也只能弄巧成拙如辑译把“读史”改为“读历史”（均为动宾短语）、廖译把“逻辑与修辞之学”（偏正式）改为“逻辑学和修辞学”（并列式）。此外，两者还把“natural philosophy”（古意：科学）改为“自然哲学”。从译者来说，他/她没有考虑到原作者的写作时代背景及用词的语义演变历史，对汉语语言结构掌握不够娴熟即：原文本中均为名词/名词短语做主语，而“读史”和“读历史”均为动宾短语，虽说前者较为自然些，但于原文的语言结构还是有所偏离的，且与以文中后面几个名词短语也似不太一致；原文中logic and rhetoric作为一体出现，王译为“逻辑与修辞之学”属偏正式在功能上与原文本用法对应，然廖译则是形合功疏，相差甚远；周译的“机智”似乎不如改为“睿智”则更能传达“witty”的内涵。此外，就是廖译的老问题即“学问”与“读书”的问题。我们认为，王佐良教授的译文有两处可以进一步完善：“读史”、“读诗”均为动宾短语做主语，与下面的“数学”、“科学”等名词主语不协调，不如改为“史书”、“诗歌”。最后，拉丁文名句“Abeunt studia in mores”出自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女英雄书信集》，意为“Studies pass into the character.”（读书陶冶人之性情）。王的译文“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实属妙译。由于pass into即等于to go to form， 指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译成“陶冶”是十分贴切的， 可以说是对王译的一点点“突破”。周译从“开卷有益”得到启示，译为“但凡开卷，性情即受感染”，意在说明读书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强调“过程”，但“感染”似乎没有传达出“pass into”的含义。
王译可说是“惜墨如金，简约至极”。虽说如此，但“骑术” 是抽象的术语，似乎与前文表运动的动宾短语不太呼应，廖译把它改译为“骑马”，是正确的，但是廖译把“头脑”改译成“头部” 就不如王译确切了。楫译照搬王译，不足为训。男子的睾丸（stone），成双成对，而原文用的是单数，故而有人理解为“结石”（周译），不无道理。翻译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原文本的各种阐释基础之上的即：根据阐释者的生活背景、专业教育、外语水平、所持意识形态及所处政治环境等等，都会导致阐释者对原文本产生不同的阐释。在此基础之上，用其母语或另一门语言将这种阐释形成文字即翻译作品，这是翻过阐释学派及某些比较文学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翻译而言，造成这种状况的是翻译中的理解阶段的错误认识产生出来的。最后关涉的是“and the like”的翻译，四种译文中，王译及照搬的楫译为佳，其次则是周译，而廖译的“等等”则不足取。
我们认为，培根这里所用的“schoolmen”系贬义，有矫枉过正之意。cymini sectors即divider of cumin seed, hair- spliters，意思是说：细小的茴香籽还要分几瓣，头发还要再剖几丝，这里明显着是吹毛求疵，那能再转而译为什么大师？廖、楫把“schoolmen”译为褒义，有悖愿意。再者，廖译中使用“请教……大师”恐怕有违上下文逻辑，这些中古经院哲学的“大师”都已作古数百年，又怎么才能去请教呢？此外，周译犯有层次不清（谁可读……？）、画蛇添足（鸡蛋挑骨头？）的毛病。
综观全篇，众多译者竭尽各种努力试图突破王译、旨在创新，但均未脱离王译的影子。可见，王译因几乎具有原文本所具有的一切优点，故难于跨越。后来者的译文（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比较的三篇）充其量是在措词上做些替换、意义上加以阐释、风格上加以变化，但都不如王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译者须是双语、双文化人，精通两门语言文化，这样才能充分、透彻理解一门语言的文本而以另一门语言表达之，在思想、内容、风格等各方面都要最大量地接近（appropriate at maximum）于原文本；其次，译文要在整体神韵、功能等方面，接近于原文本，这就要求译者不要斤斤计较于一词一字的得失；再次，在两者基础之上，要尽最大量地发挥汉语的表达优势（manage to take the best Chinese expressions）以保译文在音美、形美、意美③等方面接近于原文本，最好能做到最大地等同。
注释①美国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1966)研究了世界上几个大语言后发现，由于其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其文体篇章结构的差异。Kaplan总结到：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出身的人在布局谋篇时，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方式。他用下图展示了几门语言中人们思维方式在谋篇中的差异：
英语 罗曼语言 俄语 闪语 汉语和朝鲜语上图可见，英语的布局谋篇以线性为主，段首通常直接了当地阐述其中心思想，议论文体更是如此，例证见培根的《论学习》（Of Studies）。而汉语及其他东方语言的篇章则以环绕式（circuitous）的结构为主，如：《诗经》中的两首诗：一关关雎鸠 Guan! Guan! Cry the fish hawks Hark! The ospreys merrily call在河之洲 on sandbars in the river; On the islet off the river shore.窈窕淑女 a mild-mannered good girl, The girl is lovely and slenderly tall,君子好逑 fine match for the gentleman. Whom the gentleman would adore.（辜正坤 译）阐述的主题是男女之爱，但文本并未直切主题，而是以鸠这种鸟的情歌来描写男女之爱。可见，汉语文本这种典型的特点就是汉语八股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合束股”（柯平,1999：204-9）。二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之，父母之言，亦可谓也！（叶嘉莹，百家讲坛之《从现在观点看几首旧诗》上）这首诗阐述的依然是男女之爱，但文本的主题切入点是从男子翻墙折杞树开始的，转折之中表达爱意、切入主题，这正是西人Kaplan所说的环绕式（circuitous）文章构建方式。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任何规则都是存在变数的，充其量只能是环绕式为主、直接切入式为辅，这要依文章的体裁而定。英语中的情诗通常都是直截了当、直接切入主题，如Shakespeare的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和Robert Burns的A Red, Red Rose。现全诗录入以便于比较。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A Red, Red Rose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O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O 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Sometimes too hot the eys of heaven shines, As fair thou art, my bonie lass,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 So deep in luve am I;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hme declines,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ed: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est;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est in his shade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 my dear,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Tho’it wre ten thousand mile!
②见辜正坤著 《译学津原》北京：文心出版社，2005：322.③具体阐述见北大许渊冲教授1988年所著的“三美 三化 三之”载于《文学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书目：1.辜正坤. 译学津原[M]. 北京：文心出版社，2005：322.2.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0-101.3.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0. 引言
文化是什么？在文化研究已进行百五十年的今天，提出这么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能会有人对之嗤之以鼻：文化不就是人类的创造发明吗？但是，“常识性”的问题，未必就不存在问题，且往往科学研究的进步发展，抑或是理论的飞跃，就是缘起于对“常识性”问题的思考和质疑。
1. 中国的文化定义
“文化是什么？”要解决的是文化观的问题，这是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因为所有与文化研究有关的课题，诸如：跨文化交流理论、文化霸权问题、文化哲学的研究等等，都需要建立在文化的定义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文化定义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观念、研究视角、方法等等。纵观人类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文化研究史，几乎每一种文化理论，或每个与文化相关的学者都有不同的文化定义，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文化观（文化定义）也就记录着文化研究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也就形成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史。
为了弄清楚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状况，我收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近37条。这些定义可以分为两组：从（1）至（33）主要选自国内学者的中文文献，（33）至（36）则主要是选自近年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一些权威工具书，其中有不少部分重复出现，我们只列其一，但给予标注多重出处；而对于基本定义虽相同，但定义之外分别有些不同见解或解释的，我也一并收入。现将材料举列如下：
1. 周·易经：文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传》
（统治者通过观察天象，可以了解时序的变化；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治理天下。）
2. 汉·刘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
（凡是对外使用武力都是因为异族不肯归服。文治教化又不能改变他们，然后才施之诛罚。）
3. 汉·许慎：文，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如夫妇、父子、朋友、君臣。化，改变、变化。《说文解字》
4. 晋·束皙：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补云诗·由仪》
（文化是治理国家的手段，武力是处理外患的手段。）
5. 唐·孔颖达：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周易正义》
（文化是文学、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
6. 明清·顾炎武：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文化是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
7. 蔡元培：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并列举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事为例。）（蔡元培，1920）
8. 梁启超：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有价值的共业也。（梁启超，1922）
9. 梁漱溟：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大领域。（梁漱溟，1922）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的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漱溟，1987）
10. 胡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文明社会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胡适，1926 转引自辛文斌，2007：3-6）
11. 孙本文：凡是由人类调适于环境，而产生的事物。（孙本文，1929）
12. 贺麟：所谓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过的自然。（贺麟，1947）
13. 陈寅恪：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模式叫文化。
14. 杨邦宪：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状态。（杨邦宪，1987）
15. 冯友兰：文化是一种“复合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复合体。
16. 傅锵：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
17. 费孝通：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一切活动及其所创造出的所有事物之总和。一般意义上的亦即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以及人类其他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18. 严春友：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的社会存在形式的总和。（严春友，1991）
19. 余秋雨：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20. 钱穆：大体文化文明者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化偏向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钱穆，2007：1）
21. 冯天瑜：文化，或称人类化，它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对象化，即人们创造的效用价值，在传播中实现为财富的普遍过程，包括与纯自然现象对立的全部人类化现象，故文称“大文化”。
22. 朱哲：“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纹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伸义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即变化、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伸义为改造、教化、培养等。
23. 孙中山：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和他的表现。
24. 衣俊卿：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衣俊卿，2001）
25. 龙应台：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以外的自然环境。
26. 杨玉田：文化以文字为起点，衍生出以文字、数字、符号为本体的组合表意，以及以文字、数字、符号为载体，记录、描述、表达人们思想，认识内容的社会现象。我们把这一社会现象叫“文化”。
27. 张先亮：文化的实质性含义就是“人类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就是人类超越本能地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张先亮，2003）
28. 祝西莹：“文”“化”两字联用也包括两种含义，一是用作名词，指的是人类精神、智慧、意识及其创造的成果之总称；二是用作动词，是一种过程，指以“文”“化”之，是指使用一定的方法将文明礼仪普及教化。（祝西莹，2005）
29. 陈黔珍：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客观表现，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和文明的象征。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种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及精神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反作用。（陈黔珍，2006）
30. 李丽：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秩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是以价值取向为核心的程序系统，文化的本质既是序。（李丽，2007）
31. 姚小平：文化是存在者的创造。
32. 霍桂桓：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更加完满的精神自由以其“文”“化”“物”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就其实质内容的特征而言，文化是这种具体个人从感性角度对其特定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想象性追求和享受。（霍桂桓，2007）
33. 辞海：“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辞海，1979）
34. 苏联大百科全书：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社会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价值。文化这个概念用来表明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形态，具体社会、民族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水平（例如，古代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玛雅文化）以及专门的活动和生活领域（劳动文化、艺术文化、生活文化）。文化这个术语从较狭义的意义来看，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35.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中国大百科全书 社会学卷）
36. 现代汉语辞典：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2）考古学术语，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2002：1318）
以上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我本人所收集到的有关于文化的定义，共37则。看了这些古今的定义，恐怕大家会吃惊，并不仅会想起而且可能会赞同多年前文化讨论时的一句话：“有多少个文化学家，就有多少个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定义中也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本文接下来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定义进行分析，然后在一则最新的定义作为案例进行剖析，以此来申明文化的本质。
2. 中国文化定义的分析
首先，不论中外，举凡是术语定义中所用的“是”和“指”都是不等同的，“是”用于从本质上定义该术语，而“指”则从具体表象上对该术语进行说明，多有罗列现象出现。因为后者就不能够进行穷尽式罗列，也罗列不尽，从而总会有挂一漏万的现象出现，并沦为他人诟病的话柄；而前者虽是定义术语的正途，可欲对一术语进行科学化定义，也绝非易事。术语的定义应该是以“是”的形式出现的，但在人们不能够科学地清楚地说明一事物时，就会采取用“指”，以列举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汉语中的类似定义的出现是受了西方科学界定义术语的影响所致。
其次，从古到今，许多文化的定义（本文中的1-6、26、28、32和36中的部分）都是从“功用”的角度出发的，欲以文化作为手段、工具来达到教化人民、治理和统治国家的目的，以中国古代为最重。纵观列举的定义，我们发现以“文化为混合或复合成分之和”形式出现的，占有的数量最多，如：6-15、17-19、23、24、33-36等；其中也有以人们行为“方式”或“模式”来定义文化的，如：10、13、16、18、19、23、24等；此外，有和西方学者一样，把文化分为大文化和小文化来定义的，如：21；也有巴文化分为内、外两层的，如：20；最为令人欣慰的是：把文化作为过程来看待，欲想探究文化的动态性，如：20、21、27、29、32等等。
再次，为了能够概括文化的全部内容，也有的学者用分类的方法来进行定义，把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如：9、19、29、32、33、34、35、36等，这个以举例的方式，如社会文化、古代文化、玛雅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是不同的，不论在涵盖范围还是在界定划分方面。有人说，现在的文化定义，都是以“大而全”的方式来定义的，其典型就是辞书上面的定义了（如33-36 ），虽然不能告诉读者文化的科学定义，但也能够让读者明白什么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也足够了，毕竟我们不能够用专业的眼光去要求辞书的编撰者和使用者。
上面分析中，留有一个定义（即：姚小平）没有进行分析，并不是不值得分析，而是要留到最后总结部分进行阐述。根据上面所做得不完全分析可见，似乎每个定义都有相同的内容交叉，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术语的定义，而也存在其不同之处，那是因为每个厘定者都想从自身的角度，给出一个普遍使用的定义（古代的１－６除外），这样就不免带有其片面性和主观意识。下面针对文化定义中的问题，采取个案的形式进行较为透彻的剖析。
3. 个例剖析
欲对所有定义进行逐一剖析，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做这个事情，因为每个定义者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与个人的背景知识融入了自身的学术产品：文化的定义。现在就已当前最新的，出自霍桂桓教授的《文化哲学论稿》的定义为个体案例来进行具体剖析，以此来申明自己当前对于文化问题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在《文化哲学论稿》第11页，作者给出了最新的文化定义如下：
“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更加完满的精神自由以其“文”“化”“物”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就其实质内容的特征而言，文化是这种具体个人从感性角度对其特定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想象性追求和享受。”
较之以前的定义，这个定义确实比较新颖，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考虑到了文化的本质，即：人类认知和社会实践的活动、精神和情感的符号（体系）；和以“文”来“化”“物”的结果，也考虑到了文化事实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动态行为，即：以“文”来“化”“物”的过程（过程是否合适，稍候详述）。相比较言之，这个定义的确比东、西方的先贤哲人高明许多，但也不无不当之处。如果文化的现象及其本质来看，其不当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定义中有两个先决条件分别为：“在其具体进行的认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和“在其社会基本物质得到相对满足”；一个目的：为了追求和享受更高级和圆满的精神自由；一个载体：以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存在；和一个手段：以“文”来“化”“物”。其中，第一个条件最为接近文化行为的本质，而第二个似乎就未必那么贴切：社会基本物质指的是什么？这些基本物质的不到满足或得不到相对满足就一定不能够成文化事实吗？原始人类、母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新社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越南、北朝鲜等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受社会物质资源的不满足或相对不满足状态，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这些民族的生活空间存不存在文化现象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这样这个条件就不能够成为绝对的条件参数；然后，目的是够成一个产品的先决参数之一，通常是不管这种先决参数的目的好坏，我们都会看到行为个体的社会实践成果，这样，试问“不是为了追求和享受更高级和圆满的精神自由”能不能产生文化事实？答案也是肯定的，譬如，丧葬、沉笼、印度的妇女渎职罪（honor crime）等等，不也是文化现象吗？接下来，谈谈文化就是符号的问题，一般而言，符号分为广义符号（世界万物之表征，无不是符号）和狭义符号（语言符号或书写符号或其它具体领域的符码体系），而感性符号则应该包括在广义的符号范畴内；然而，在上述定义中，作者用“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来做为文化的载体形式，似乎未免不够全面，因为文化也可以分为广义（万事万物均属文化事实范畴）和狭义（具体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具体事实、行为或实践结果），如果用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来指所有的文化范畴，那么似乎就把理性符号给漏掉了，因为广义而言，具体时间段行为个体的社会实践行为所产生的产品，均为某一时期文化成果，比如说，非欧几何、达尔文进化论、美国宪法等等；最后，文化作为术语能否用来指代产生文化产品的过程？如果欲体现其动态性，不知用“行为”取代“过程”来指代产生文化产品的社会实践何如？
4. 结语：文化是存在者的创造
众多定义中，能够用哲学的而又较为简便易懂的语言，对文化定义进行厘定的当属北外姚小平教授以《文化是存在者的创造——读洪堡特《论古典文化》（1793）》为题的演讲中所以出来的“文化是存在者的创造”。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好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中的前提参数值是开放性的：存在者可以是当前的也可以是过去的，而不管当前的还是过去的存在者，其创造的结晶都是文化作品，显然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等等。不管怎么说，这个定义能够很好地符合科学定义的标准，也就应该推广之、采纳之。
不管什么学科，学科成立的标准之一，就取决于其是否有合理的学科定义，但要用确切的话语，欲一劳永逸地去给某一学科进行定义，何其容易？此外，任何一个定义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其发展也要受到人类认识世界和本学科发展程度及其行为个体的自身素质（和哲学思辩能力等的）的限制。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百业俱兴，食品成分的翻译亦应刃而生，而随着中国经济之发展、人民消费水平之提高、西方友人之不断东进、申奥之成功，食品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食品厂家的数量和产量就可见一斑，从而各种食品成分的翻译则大兴其道地走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可一般情况下，由于语言、维权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的殊异，国人鲜有人会注意食品成分的翻译问题，只知道拿了东西就进肚子，除非外国友人因语言不通，怕买到“华产狗食”或“华产猫粮”，而略注意这些“made-in-China”产品的英文名称和成分说明的英文，当发现了问题，或是怕麻烦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了了之，充其量也就与人道：“中国人英文如何如何”罢了。就语言文字来看，普天之下，尚有因文化殊异而致名实差异，但终不占主流。世界之实，盖不因国异言殊而别；同一实，不同语者给予不同名与其对应，然若用同一言称之，则必同之。此乃名实存在之普世性者也。举例说明之，中国百姓口中的“大豆”和“黄豆”都是指称一种浅黄色的含油量较高的农作物，其差异不过是科学术语与土语或是方言之别罢了，但都指称的是同一实物，英文中用的是“soy bean”。类似的术语对于语言文化知识薄弱的翻译来说，也可能犯下较为严重的错误。
产品成分的翻译问题
日前，超市买了几袋北京华飞食品公司出品的“家缘”锅巴以供闲暇之用。不想在食用过程中，偶然发现产品成分说明翻译挺有意思，“黄豆”成了“yellow bean”，那“大豆”怎么翻译呢？就这个翻译来看，这是名不对实的硬伤！细看之下，才发现有关“拼写”、“文法”、“惯用搭配”和“语序”等都存在问题，如下：配料：大米、黄豆、天然调味品、淀粉、食用油Ingredients: Rice, yellow bean, natural spices, starch, edible oil净含量：102克Net Weight: 102g贮藏方法：低温、避光Storage: Let it Away From The Direct Sunlight, High Temperature生产日期：见封口Production Date: See the seal保质期：12个月Shelf Life: 12 Months产品执行标准：QB/2353-1998(膨化食品)Product Perform Standard: QB/2353-1998卫生许可证号：通卫食字（2005）第05X4472号Health permit licence No.: Tong Health Food Zi (2005)No.05X4472厂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黄厂铺工业园Add: Huang Factory Pu Industry Garden, Huo County Town, Tongzhou Area, Beijing City订货热线：（010）83724115传真：（010）83723576Order goods hot line: 010-83724115Fax:010-83723576作为消费者，试问这样的语言质量是否也一定程度的反映出商家的态度、生产工艺和食品自身的质量？手里拿着如此拙劣文字质量包装的产品，让消费者怎样相信食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得以保证？消费者的钱到哪里去了呢？
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事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表面看来，问题是翻译者水平有问题，往更深一层看，则发现这是商家态度的外显和监管当局疏于职守的工作态度所致。就翻译者来说，双语功底不足、文化功底不扎实、工作态度不严谨，就根本不足以涉足于翻译行业。“大豆”也好，“黄豆”也罢，名虽异，而实则同。无论哪种语言，同一能指可因地域、社会方言不同，而出现不同指称词，但科学术语终究不变，如把“黄豆”译成“yellow bean”、“大豆”又译成什么呢？译成“big bean”，岂不成了笑料？一直以来，对于产品相关翻译问题，商家和监管当局均重视不足，甚至做表面功夫，以糊弄的心态，基于中国大多消费者不懂英文，亦无阅读产品成分说明的习惯，结果导致种种不合格的伪劣翻译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产品说明之中，以欺骗消费者。在这个问题上，商家请了“伪劣”翻译省了钱，又达到了提高产品档次和销售产品的目的，而“伪劣”翻译凭其拙劣的译技获得了经济利益。双方就是以这种“双赢”的方式，炮制出如此“伪”质量的产品，而起消费者之权益于不顾。产品质量的好坏体现于多种因素，至少也要包括产品本身的质量、包装、说明书等基本的可见物组成，而这些物件在未到消费者手中前，经过质量、商标、卫生等监管当局的检查、验收，理应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中国市场上，假商品除外的正品仍然存在程度不等的质量问题，其中产品的翻译问题就是一个。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什么？这些问题大则体现着我们当局的监管、执法力度，小则体现着民族百姓的所有权益的受保护程度、百姓个人的维权意识和努力程度。从法律角度来看，产品翻译的质量问题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苦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国家商标法还是有关质检法规都缺乏这方面的规定，似乎是法律滞后于发展① ，真是不应该。产品的翻译问题侵犯或阻碍了消费者通过英文获得产品知情权的合法权益。可见，翻译虽小，其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并不容忽视。解决问题的建议
欲解决产品翻译问题，不妨从商家自身、监管当局和翻译者或翻译培训等几方面着手。商家尽量多花钱找寻可靠翻译进行翻译工作，虽然现在吃亏，但从长久来看，就是在占便宜。国家监管当局应严加监管食品生产、包装及销售流程，为广大消费者把好“口”上关。翻译人员或欲成为翻译人员，应勤学苦练、稳扎稳打，经过三五七年的辛苦习译，待自身积累了一定量的知识、技巧、语言惯例，翻译水平自然会有所提高。就当前来看，翻译者或欲成为翻译者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拿个翻译证书，不管哪里的，就什么都能翻，也什么都敢翻！其实，翻译是练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只有练到了一定火候，才能真正成钢。不信你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在这里，我郑重呼吁：重视与我们切身利益—食品—相关翻译的时候到了！起来！不愿受屈辱的人们，用我们的努力去铸就我们利益的长城！
注释：①书写本文时，专就此问题曾向中国人民大学专攻国家商标法研究的程姓博士咨询，但如在此处存在任何问题有作者本人负责。
从漫长的中国翻译史来看，中国的译论发展与西方曾是同步的。自50年代起，西方译论已呈现出跨学科和多学科并进的局面，而中国译论却仍在“信达雅”论原地踏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自80年代起，中国译论呈现出新局面即：停滞不前 — 大量引介 — 中西溶合 — 更新旧论。与此同时，符号学的翻译理论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据我了解，直到1988年，方才见有学者论及。此后，国内相继出版了有关符号学翻译理论的论著为中国翻译学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
本文从符号学的语义视角作为切入点，从比喻、非指称性、目的性和互文性等四方面对文化翻译之文学语言的翻译理据进行系统、祥实的论述。本文分为四部分对符号学的语义观看文化翻译之文学语言研究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符号学及其翻译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第二部分略论符号学翻译理论思想的个案研究；第三部分用文学例证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述，阐释符号学语义观用于文化翻译的理据；第四部分总结作者所作的尝试性研究，并指出符号学翻译观是其他翻译标准的有益补充。希望能在符号学翻译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今的语义学研究已经脱离了肇始期（1930—1949）、彷徨期（1950—1966）和复苏期（1978—1990）以译介为主的发展路线，业已步入独立、自主的研发阶段，但并非说这个阶段没有引进，这个阶段的引进是原文本的引进，而非以昔日的译介方式引进。 西方语义学思想传入中国始于20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八十个年头。一门学科经过了多年的译介、引进和发展之后，有必要反思其发展的历史，以便于发现和纠正过去的问题，给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语义学史的梳理方面，曾有学者做过莫斯科语义学派、欧美语义学的历史和波兰语义学派的梳理工作，但尚未见有关中国语义学发展的通史性专门研究。前人在中国语言学史、苏联语言学汉译史和语言学典籍汉译史等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为梳理中国现代语义学思想的发展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回顾新世纪后的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历史发展，反思现代语义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该学科今后发展的一点展望。
21世纪中国语义学大发展 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语义学研究呈现出了成熟的发展态势，对语言的使用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交叉的语义研究，共出版专著38部，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其中涵盖了教学研究、词典编纂、认知研究、形式逻辑研究等。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语义学研究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所取得的成果也非常丰富，有专著、研究论文、期刊文章等，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语义学的发展面貌。这一时期，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者切入了“二维语义学”、“动态语义学”和“设计语义学”等诸多视角，极大地拓宽了语义学的研究视阈，也更好地推动了语义学理论的应用研究。当今的语义学研究已经脱离了肇始期（1930—1949）、彷徨期（1950—1966）和复苏期（1978—1990）以译介为主的发展路线，业已步入独立、自主的研发阶段，但并非说这个阶段没有引进，这个阶段的引进是原文本的引进，而非以昔日的译介方式引进。
问题与处境 自193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语义学随大环境的更替几度更变，可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内容涵盖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美学、艺术、设计、法律、教学、词典、修辞等众多层面，其成就可归纳如下：出版学科概述性、词典编纂、语义学词典、语义学的跨学科研究类著作，举办专门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积极从事应用性研究。但在多年的发展和变更中，中国现代语义学也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尚待解决。
中国现代语义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源于该学科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能定期地及时回顾和反思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纵观中国现代语义学的历史文献，可归纳出如下四方面的问题：术语不统一、重复发表、重复工作和中外文工作者间的“两张皮”现象。
术语不统一，大多由学科译介初期，没能订立统一的术语标准所致。譬如，今称语义学在学科引进初期则称为“意义学”，其英文对应词为“semantics”，是1930年王古鲁翻译日本安腾正次的《言语学概论》时引进的。4年后，李安宅在编译英国理查德等的《意义学》时引进了英文术语“semasiolgy”，两者来源不同，指称略异，但其汉语术语都是“意义学”，到苏联语言学为主导的1950年代，“意义学”就变成了“语义学”。语义学研究中的英文术语“presupposition”，引进初期译为“前提”，后来又被译为“预设”和“提要”，现在三个术语都在使用。同样，在argument的汉译中，“题元”和“论元”也同时存在。此外，有的学科名称也尚未统一，如“境况语义学”、“情境语义学”和“情景语义学”，三者间不知是否有区别？能否统一？从学科的长远发展看，现代语义学的术语有必要按照同一标准进行规范使用，以便该学科的健康发展。
前些年，由于学术机制、出版和版权机制尚未实行规范化管理，出现了一些重复发表的文章可以谅解。这种现象在实行规范化管理之后，有了多层面的制约，但现如今还是有很多重复发表的文章，兹不列举。重复发表的作风无助于优良学风的形成和保持，还浪费了期刊资源和林木资源，于人于己都是无益的。
汉语界与外语界学者长期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况，导致语义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两张皮”现象，即汉语语义学者外语不好，只能靠外语学者引进理论思想，然后用于汉语语义的分析或研究，而外语界的学者更多地是引进外来理论，反倒是疏于汉语情况的掌握和研究，即使是自己所熟悉的外语，对其语义系统的掌握似乎也是人云亦云。近年不少汉语界的学者走了出去，接触到了西方的语义学理论，开始深入地研究汉语的语义问题，情况渐有好转。在这方面，中国俄语界由于有前期苏联为主导的影响时期，较早地注意到了语言学各层面的研究，对中国语义学的发展做出比较大的努力。相对而言，英语学界和其他语种的学者对汉语和各自语种的语义系统，明显关注不足。不管是哪一个语种的学者，如若掌握了所在语言的语义学理论，并以此视角研究汉语语义系统，其成果就会大大地有益于汉语语义系统的研究，也会有益于更全面地考察汉语的语言系统，进而有益于普通语言学的进步。
反思与展望 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停下来反思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对于该学科的长久发展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以下五项值得关注：1.建立专门的学术机构，创建会刊。中国现代语义学发轫于1930年代，至今已有近80年历史，需要有一个像“中国语用学会”的机构，出版会刊和学术通讯，便于协调和组织学术活动，保证学科健康、快速发展。2.方法论问题对一个学科来说也很重要，不但有益于学科教学，更有益于研究实践，是中国现代语义学界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3.学科理论研究需要加强，结合汉语将西方现代语义学理论本土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语义学理论，推动语义学理论的应用发展。4.东西方传统语义思想有待系统梳理和挖掘，应出版有关中外语义学思想的断代史和专门史以及中国语义学译介史等。5.西方汉语研究中的语义著述和西方语义学的经典著述有待系统引进和翻译出版，以便建立健全学科文献资料库。
上述五项工作十分艰巨，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和责任人来协调和管理，以便大家共同完成上述艰巨任务，完善中国现代语义学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