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教子："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 而在所有 "恶人居" 中，最具迷惑性的莫过于阿谀奉承之徒。古人早有明训："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这类人当面堆砌赞美之辞，背后却暗藏刀笔，正如《小窗幽记》所警惕的 "面前之誉，背後即毁之媒"。穿越千年的历史烟海，先哲的智慧始终在警示我们：谄媚之言如糖衣毒药，表面甘甜实则伤身；谀佞之徒似夏日浮冰，看似温润实则藏险。
谄谀我者，吾贼也
中国文化对 "谄谀" 的警惕，始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尚书》早有 "巧言令色，鲜矣仁" 的论断，孔子更直言 "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将刻意逢迎的 "老好人" 视为道德败坏的根源。谄谀者的逻辑，在于用廉价的赞美换取实际利益 —— 战国时期的竖刁自宫事齐桓公，易牙烹子媚君，看似极致忠诚，实则是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的权谋算计。正如《韩非子・八奸》所揭露："同安危，俱荣辱，必在所爱，故谓之 ' 同床 '；侈其车马衣裘，以坏其主，此之谓 ' 威强 '。" 谄谀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操控，通过制造 "被认同"" 被需要 " 的幻觉，使被谀者陷入认知盲区。
历史上的 "指鹿为马" 典故，堪称谄谀现象的经典注脚。赵高牵鹿献于秦二世，却称 "马也"，群臣畏惧权势而附和，唯有少数直言者被诛杀。这种 "以黑为白" 的颠倒，正是谄谀者惯用的心理战术 —— 通过持续的信息扭曲，逐步瓦解被谀者的判断力，最终使其沦为傀儡。正如宋代林逋在《省心录》中所总结："谗夫似忠，奸夫似信，贤者易疏，佞者易亲。"
谄谀我者，吾贼也
谄谀对个人的危害，首在混淆是非。《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喜欢被奉承，臣子梁丘据专以巧言令色事君，晏子警示："据之养君，养君之欲，非养君以德。" 当一个人习惯了 "闻誉则喜，闻过则怒"，便如同《吕氏春秋》中 "壅塞之主"，被谄谀者编织的 "信息茧房" 所困，最终导致 "智而不知也，贤而不见也，深而不得也" 的认知灾难。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称为明君，正在于他能识破谄谀：当宇文士及过度赞美宫殿华丽时，他直言 "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今始信之"（《贞观政要》），展现了对谀辞的清醒警惕。
谄谀我者，吾贼也
从家国层面看，谄谀之风更是亡国之兆。楚怀王时期，靳尚、郑袖之流 "内结党以营私，外阿主以固宠"，面对屈原的 "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们用 "王甚任之" 的虚言哄骗君主，最终导致楚国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史记・屈原列传》）。宋代奸臣蔡京，每逢宋徽宗兴造宫殿，必称 "陛下当享天下之奉"，用奢靡之辞迎合君心，却将国家拖入 "靖康之变" 的深渊。正如《明史》所言："小人之倾君子，未必皆有深仇积怨，不过触忌于一时，侧目于一事，遂百计中伤之。" 谄谀者的危害，在于其以个人私利动摇国家根本，犹如白蚁蚀堤，虽隐于暗处却能致大厦崩塌。
面对谄谀之徒，古人早已留下破解之法。首重 "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 "亲贤臣，远小人"，并提出 "询事考言，循名责实" 的考察之术。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面对 "皆以美于徐公" 的谄言，通过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的举措，广开言路，终成 "战胜于朝廷" 的美谈，正是以制度破除谄谀的典范。
其次，需培养 "闻过则喜" 的雅量。《尚书》云："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唐代名臣陆贽在《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中指出："谏者，心之公也；谄者，心之私也。" 真正的智者，当如子路 "闻过则喜"，将批评视为修正自我的明镜，而非沉溺于谀辞的迷醉。明代思想家吕坤在《呻吟语》中更以生动比喻警示："面谀之词，有识者未必悦心；背后之议，无瑕者亦所刺耳。" 直面背后议论的勇气，恰是破除谄谀幻象的关键。
谄谀我者，吾贼也
在现代社会，谄谀现象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失，反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衍生出更多变体：职场中的 "彩虹屁"、社交中的 "点赞文化"、网络中的 "流量谄媚"，本质上都是 "面前说好话" 的现代形态。此时更需谨记古人智慧：《菜根谭》"闻恶不可遽怒，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近身" 的告诫，提醒我们保持理性判断；《省心录》"轻诺者必无信，嗜美者必贪色" 的洞察，警示我们莫因虚荣而堕入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