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传世到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多年以来,不断有人阅读它、赞美它、研究它,为什么还说《史记》有疑案?
比如,《史记》经常提到的“太史公”是谁?是司马迁还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又比如《史记》中司马迁对卫青和霍去病的记述带有明显的偏见。通过太史公的天才笔法,没什么值得称道战果的李广的形象可能要远高于卫霍。这种好恶的表达,有没有影响司马迁作为良史的地位?
身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为什么武帝本纪写得如此潦草?
太史公是谁?
《史记》的史源来自何处?
谭木声:一般认为,司马迁修史遇到的重大困难之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司马迁能够利用的列国官方史书是不是就很少?请教李老师,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参考了哪些材料?
李霖:秦焚烧诗、书、百家语,尤其是史书,民间基本没有遗留,但这些原本在秦的宫廷还是有留存的。可是后来项羽焚烧咸阳秦宫廷的藏书,大概也不剩下什么了,所以西汉朝廷要搜集民间的藏书。司马迁父子作为太史令,是可以看到汉代宫廷藏书的。
战国时代到秦统一之前这一段历史,太史公能够用的材料非常少。各国史书是秦始皇最忌讳的东西,所以司马迁写这一段的时候,问题是最大的。除了《秦记》和司马迁有可能看到的赵国史书,以及《孟子》《墨子》这样的子书,他主要能够运用的材料类似《战国策》,《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刘向整理出来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比《战国策》成书更早的《战国纵横家书》。根据《史记》对于战国史的叙述,可以推测司马迁能够看到类似《战国纵横家书》这样的史料。
谭木声:有这样一个看法,随着现代的历史学发展和考古发现,《史记》所记秦以前的内容,越早往往越靠不住。现代历史研究推翻了《史记》中的一些记述,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李霖:最有名的例子是烽火戏诸侯。西周末年,镐京被攻陷,《史记》把它归因为周幽王废嫡立庶,贪恋女色,对褒姒以及她的血统有一种妖魔化的叙述。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出土的清华简《系年》这一篇,了解到原因很复杂。简单地说,有周人跟周边族群之间关系的原因,也有立储的问题。而且周幽王死后,还有一段二王并立的时期。我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对此全然无知。但是司马迁最终选用了“烽火戏诸侯”这种今天看来非常不靠谱的论述,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内容对帝王有教育意义。
不过《史记》未必是时间越久远,内容就越可疑。战国时代跟春秋时代比起来,离司马迁更近的是战国,但是战国的内容是最不靠谱的。而春秋有三传的材料作保障,《史记》春秋部分远比战国部分更可靠。另外一个例子是商朝,距离司马迁有一千多年,如此久远的历史,但我们用殷墟出土甲骨所记商王世系跟《史记》验证,十之八九没有问题。
谭木声:商王世系司马迁是从哪里得到的材料呢?
李霖:中国有着非常强大的记录历史的传统,司马迁可能在宫廷中看到了这样的记录。这个记录当然不是商朝留下来的,可能经过了重重的转写。
仿佛身临其境的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吗?
谭木声:太史公是特别爱行动的人,不是书桌派的历史学家。他利用的材料不仅仅局限在文字记录,很多是亲身所见。比如汉武帝曾派他出使西南夷,《西南夷列传》大量的内容就来自他的亲身所见。
李霖:确实,他讲西南夷的风俗,哪里有哪些国,我想应该是他采访所得。又比如《淮阴侯列传》,他到韩信的老家,亲眼看到韩信母亲的墓,当地人告诉他,韩信早年没有钱安葬自己的母亲,就找了一块很空旷的平地当墓地,“令其旁可置万家”。意思是韩信当年在受胯下之辱的时候,他想的是我以后至少也是个万户侯。
谭木声:再比如鸿门宴的细节,樊哙怎么进来,怎么切肉吃,怎么喝酒,这些细节他是从哪得来的?好像也没有历史学家去考证这些问题。
李霖:确实有很多现代的读者会提出质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历史的写作者是怎么知道的?很多人说这些内容是杜撰的。其实这种写作方式其实也不独司马迁一个人这样做。中国历史书写就有着这样的传统。
太史公为什么要写《史记》?
谭木声: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是否存在,这恐怕是历史学一直无法解决的硬伤。刚刚我们说史料的不足,以及传闻的不足信。在这样的限制下,司马迁和他的父亲仍然要把写作《史记》作为历史使命来完成。您觉得司马迁写作《史记》背后有怎样的史观?他要传达什么主张?
李霖:确实如谭老师所说,我们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就一定能够知道客观真实的历史。历史是人写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但是我认为司马迁写作《史记》,目的不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呈现历史,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这个。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这要从司马谈的死说起。《太史公自序》对这件事情的始末有非常清楚、却又让人捉摸不透的表述。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封禅,司马谈没有能够跟汉武帝一起去封禅,《太史公自序》说他“发愤且卒”。司马谈的愤怒来自于什么?是因为没有能够参加汉家一百年来首次举行的这个伟大辉煌的仪式而遗憾和愤怒吗?
谭木声:好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李霖:对,这是主流的看法。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司马谈认为封禅是不对的。汉武帝最后还是去封禅了,所以我气得吐血。
如果主流的看法是对的,为什么在《史记》中,从来没有明确地歌颂过封禅呢?会不会因为作者跟官方的意见不合,所以只能通过这样一种隐微的方式表达。所以他就执司马迁之手,说我们家族有作历史的使命,嘱托司马迁继续完成《太史公》书。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契机就是汉武帝封禅。
谭木声:这应该是比较新颖的观点吧?
《史记》是史书还是经书?
谭木声:您认为《史记》研究应该上升到经学的层面。这种观点跟我们过去的理解不太一样。
李霖: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
第一,我个人是研究经学史的,司马迁写作上古历史用到《尚书》,写作春秋史用到《春秋》。他不是直接把《尚书》翻译过来。他一定面临选择,比如对于《尚书·尧典》的记载当时存在不同的理解:尧和舜的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舜做了天子,尧靠边站吗?还是说尧让舜先做代理天子?
我们要了解《史记》的思想,需要知道它背后有材料的选择。这些选择不是简单的史料甄别的问题,它面临着汉代经学不同流派对经书文本的解释,其背后是有某种系统性的理论在支撑的。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懂得经学,对于《史记》的理解会有偏差。
第二个层次,司马迁对这部书的自我期许就是写一部经书。北大历史系陈苏镇教授认为“成一家之言”不是“我的看法仅供参考”的意思。司马迁对这部书的期许是能为汉王朝立言。我非常赞同这个判断。《史记》预期的读者,不是普通人。《太史公自序》最后有一句话:“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伺后世圣人君子。”
身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
为什么武帝本纪写得如此潦草?
谭木声:《史记》很多本纪写得非常精彩,但是我们最想看到的,认为司马迁掌握材料最丰富,最应该写好的是《今上本纪》(即孝武本纪)。但我们打开《今上本纪》,却大失所望,其内容就是封禅书的一部分摘录。现在流传着一种说法,武帝看到了《今上本纪》之后大怒,就把它删掉了。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霖:武帝大怒而删《史记》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两汉之际。但这个记载对于司马迁的经历有严重失实的地方,所以也是可疑的。我想如果武帝毁掉《今上本纪》是事实的话,那司马迁的死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汉武帝应该不会容忍这样写他的人还活着,司马迁的卒年,也就不应该是“绝不可考”了。《史记》最初的形态是以篇来流传的,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残缺。所以西汉元成之际有褚少孙等人补《史记》。东汉班固写《司马迁传》的时候,就提到《史记》有十篇残缺。这缺的十篇,据后人记载,就包括景帝和武帝的本纪。
我们今天看到《史记》中景帝的本纪是存在的,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司马迁的原笔。《景帝本纪》的一些记载,其实隐涵了对景帝的批评。
我们今天看到的《今上本纪》(孝武本纪)是把《封禅书》中一部分截取过来。这应该是后人为了弥补《今上本纪》的缺憾,做了画蛇添足的事情,不会是褚少孙所补,更不是司马迁的手笔。
《史记》所缺的十篇,景帝和武帝的本纪确实是特别敏感的。古书的亡佚,有一个自然散失的过程,但不能说一定没有人为的因素。但我想应该不是汉武帝读后非常生气就删掉了这样戏剧性的场景吧。
司马迁的结局是什么?
谭木声:我们进入到最后问题的讨论,司马迁的结局是什么?他最晚记载的是哪些事情?
李霖:司马迁在哪一年去世,王国维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是绝不可考的,这基本是学界的共识。
至于《史记》叙事的下限,有太初、天汉等几种看法。其中“至太初而讫”,在《太史公自序》里有明确的表达。中华书局点校本往往会把太初四年以后的叙事,低两格排印,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传统的认识。我一一看过《史记》太初四年以后的叙事,也倾向于把太初四年作为《史记》的绝笔。
对于您的问题,我很难回答司马迁的最后一笔是什么。但对于读者,我想《平准书》是一篇可以放到最后再读的文本。我认为《平准书》是了解司马迁所谓古今之变最重要的文本。
给读者的建议?
李霖:不敢说忠告,我对《史记》只是稍微多读了几遍,有一些体会。
《史记》是一部大书。今天看来也许它有很多局限、很多错误,但它仍然是一部经典、一部非常可爱的书。它可以容纳我们从各个角度去追问、去研究,值得一字一句认真去读,常读常新。
读者在面对这部书的时候,也不必妄自菲薄,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也只是从某个角度去切入,绝不敢说懂《史记》的每个字,懂他的方方面面。这是我的感想。
以上是谭木声精读《史记》第一季,六场专家导读的第一场。加入本次阅读计划,未来将有更多《史记》研究的资深学者,为读者们提供专业、权威视角的闭门专题讲解及答疑。
谭木声精读《史记》,世界读书日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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