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开学前，我家搬到了西关苏堤下。所以，父亲就将我转学进了淮海路北的一所小学校。淮海路北这所校园里，有棵大槐树，就是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写到的，夏秋季树荫下常悬飘着小小槐蚕的那种槐树。校门外，即可望见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
那年九月头，一个薄云遮日的午后，父亲将我领进了这所小学，来到了一棵大槐树的浓荫下。我在陌生的大槐树下腼腆中等待。大槐树枝柯下悬吊着一只海碗口大的铜铃，铃锤的拉绳弯曲着系在树干上。
那天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一位面容温婉、眼睛细细的年青女老师来到槐树浓荫下，与我父亲交谈了几句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报答了姓名。温婉的女老师就叫我父亲放心走吧。这位女老师，就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张玉珍老师。
接着，一名长着大门牙的高个男同学，热情引导背着布书包和算盘我，从大槐树荫下，蹬七八级石阶，上坪台到青砖小楼前，进了门口上悬着“三· 一班”牌子的教室。他领着我绕过前边的讲台，把我领到靠墙那排最前头的课桌，同桌是一圆脸的女同学。当“大门牙”同学教我把书包摆进桌肚里，还动手把算盘摆到课桌最前边。
进入陌生的环境，就能得到陌生人的热情帮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当时还推测，这位热情的男同学大概是班长。没几天，我知道了，他哪里是班长呢，他是全班最调皮的男生！他家就住在校门对面淮海路南，与我的同桌经玉芹是同院的邻居。
大槐树下“三· 一班”的同学，大都住在学校附近。全班最调皮那个男生的父母，在彭城西门外那小街上经营着一间白铁铺，其父母成天在铺里敲着、焊着白铁桶、白铁壶。
这个白铁铺的斜对面是五洲大药房。药房西边是摆放着青菜、罗卜、黄姜、白蒜头的蔬菜店，女生郭述秀的家就在这蔬菜店里面。房守芬家在那小街西口酱菜店里。李令森家在酱菜店西的鞋铺里。郝克志家则在李令森家对面。班长刘少锋的家，则在小街东头的燕子楼下。与我家同住商业大楼的同学,就只有阎殿杰一个。
那时的淮海路虽然向西通到段庄，但我们小学向西的路两旁只是稀疏、低矮的草顶民房，除了刚建成的副食品加工厂外，几乎没有啥子店铺。我们这小学当时分为东、西两个校园。两个校园的校门，相隔不到百米，都朝南、面临着淮海路。从高敞的教室来看，东校园是新建的。
隔着淮海路，学校斜对面那弯曲小街那地儿，早先称“驴市”。 千百年来，彭城四乡骡驴买卖，都是在彭城西门外的这片地儿交易，所以称“驴市”。年长日久，为驴骡交易服务的行当，日渐衍生，商贩云集，各种店铺夹道，从燕子楼北面弯曲着向西北延伸，形成了一条繁闹的街道。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后，孙中山倡导“平等、BO AI”，所以西关的这条街道，被命名为BO AI街。
抗战爆发前，BO AI街本来是从永安路口，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到我们这所小学的。日寇占领徐州后，为了便于控制战略要地的古城，东起火车站，西到段庄，强行修筑了横贯古城的一条大路。这条新建的东西向大路,与永安路西的那截BO AI街，基本重合，故使BO AI街的西端从此终止在永安路口。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市政府将这条东西大路命名为“中zheng路”；1948年底，徐州人民政府将其改为“淮海路”，沿用至今。不过1980年改革开放后，又从段庄向西延长到韩山、苏山头。
上世纪50年代，我读书时，之所以对“BO AI街小学不在BO AI街上”感到有些不解，盖因年幼不知古城市区道路历史变迁而已。街名“BO AI”二字，从字面讲，来于孙中山的理念；但与大槐树下那块地儿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大槐树下，古时候，本是香火燎绕的佛教寺庙大悲庵（俗呼大佛庵）。北伐成功后，为了给这个西门外这条日趋繁闹的街道定个名，依大慈大悲之义，转取孙中山倡导之说，所以从此它就有“BO AI街”之名了。
BO AI街小学，北伐成功后也应运而生。1958年我进入的那座古老楼房下的教室，就是当年僧人的斋室。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编审的萧立岩先生，1939年就在BO AI街小学代过课。
“BO AI”街小学内的大槐树，看见过孩童时我的顽劣。从小，娘就没放心过我；而傻小子一个的我，冒冒失失，常冒出令人提心吊胆的“傻大胆”举动。
那时在BO AI街口饭店里上班的俺娘，对上学的我有两怕：一是担心贪玩的我在永安路滑入两旁池塘中；二是担心我出了永安路与BO AI街交汇口、过淮海路时被车辆撞上。可童年的我实在不省事。进“BO AI”大槐树下头一年，过淮海路时就被撞伤了两回。好在撞上的都是自行车。
头回，头被撞破了，鲜血直流；骑车人是西边慈云寺小学的校长。慈云寺小学与光荣巷小学、夹河街小学同属"BO AI学区"。这位校长，与我们学校的老师自然是熟识的。白绷带包扎后，为了防止伤口发炎，这位男校长将我送回这棵大槐树下，还跳起身来，够下槐树枝条，撇折下来。说是槐树枝煮开水，打荷包蛋吃有助消炎。
转进这所小学没多少日子，“全民大炼钢铁”开始了。我们这些三年级才10岁的孩子们，也被动员起来，争先恐后地去老黄河北的陇海铁道搬运焦炭、搬运矿石。
一个秋雾迷茫的清晨，各班在大槐树下整队，教导主任看到前排的我个头太小，就叫我不要去抬矿石了。我当即就委屈的哭了。张玉珍老师帮我求情，教导主任才同意我和同学们一道行动。一年后，我在教导主任寝室看到一人高的书架，就是从这个书架上，看到了《保尔·柯察金》。我开口借，教导主任竟然也借给我了，就是在大槐树下，我知道了保尔·柯察金，知道了冬尼亚……
学校大槐树下的教室里，那个最调皮的男生常常弄得老师和同学哭笑不得。语文课堂上他的两次造句，六十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忆犹新。
一天张玉珍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用“象……一样”造句。坐在最后的这个男生，手举得高高，张老师就唤他站起来说出所造的句子。
他站立起来，朗朗地说出后，引得轰堂大笑。他造的句子是“经玉琴的脸象苹果一样。”全班同学除了经玉琴，哪个能不笑？
另一次，张老师要求用“隐蔽”这个词造句，最调皮的男生又跃跃欲试，张老师请他一讲，他造的句子，就更全班同学喷饭，令经玉琴哭笑不得啦——“我和经玉琴在隐蔽的地方，做窝下蛋孵小雁子”。
大槐树下那几年，雏雁般的男孩女孩，天真无邪的趣事很多。几年后，我和刘少锋、刘雪珠、经玉琴、郭述秀、李树芳等人考入了徐州一中。那个最调皮的男生等考入了九初中。
离开“BO AI”小学大槐树时，全班同学去云龙山合影留念时，一帮同学还到军分区东侧的县东巷，用三轮车把六年级已不带我们的张老师推到云龙山上。张老师刚生过孩子。不懂事的我们,竟硬把她架到放鹤亭前合影。
1966年9月下旬，我从北京回来，兴奋之际，特意去看望张玉珍老师。那天我听说了二件事：我们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傅老师前不久上吊自杀了；另一个是我们的小学母校也在一年前更名为“淮海西路小学”了。
1984年国庆节，我从合肥回到彭城。短短三两天中抽时间去看望了张玉珍老师。1997年8月，我从皖南匆匆来故乡公干，动身返回的清晨，在少华街东头，与张老师一别，就没有再见到了。丁亥春回到故乡，姐姐告诉我，张老师“走了”，我顿感难过且内疚。
驾鹤西去的张玉珍老师，当年不就象小学校园内的那株大槐树一样，恩泽着、呵护着我们这群雏雁。
“羇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几十个春秋前，从故乡外飞觅食的那只雏雁，虽已翅衰羽稀，老态已显，夜深林静之时，常想起60年前的那棵大槐树。我吃过大槐树树枝熬水煮出的荷包蛋，喝过加糖的槐枝水；那棵大槐树，用繁叶为我遮挡过炽热的阳光。
槐花飘香的四月底，翅衰羽稀的这只鸟，扑搧着飞过长江，扑搧着飞越淮河，飞回老黄河畔。可是彭城西关小学校，哪里还有大槐树？热闹了数百年的那条小街，竟已消失的无影无踪。那片土地，现今叫商城的地面，连当年光滑的青石板，一块也寻不见啊。可张玉珍等老师对孩子们挚爱之情怀，如那棵大槐树，在我们这些学生心底，永远是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