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下的天字第一号案
克念
摘要：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在大陆一败涂地，只得退守孤岛台湾。为了确保能守住台湾，国民党大肆实行“白色恐怖”肃清匪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案可谓是“白色恐怖”下的天字第一号案。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国民党迁都广州；5月27日，上海失守；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2月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决定将“中央政府”迁离大陆，[1]从此，台北成为国民党政权继广州、重庆后的第三个临时首都。
12月10日，蒋介石于凤凰山机场注视着满山解放军的步步逼近而黯然飞离成都，驻节台北。
关于这段历史，学界一般均以“马场町的白色恐怖”视之，据说当时“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乃至“宁可错杀三千，绝不留情一个”。[2]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却很少有人详辨真伪，往往囿于成见，人云亦云。史料的缺乏也是个问题，就吴石案而言，目前可作参考的原始档案尚未解密，而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和回忆录只有以下几项：
1、李资生，案情实录，香港《新闻天地》，1950年；
2、吴仲禧，写于1983年的回忆录，《广东文史资料选辑》73辑，1993年；
3、谷正文，口述回忆录，台北《独家报导》周刊连载，1993—1995年。
但资料之间抵牾很多，比如吴石案经办人谷正文就对上述另一经办人的文章诸多不满，认为“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自述应属可信外，关于承办此案李资生所述各节与事实颇有出入”。[3]
他甚至觉得记录者对自己的口述实录也“多有遗漏、偏差”，这也导致了目前媒体上的相关介绍舛误颇多，莫衷一是。虽然如此，此案基本脉络还是有据可查、基本清晰的。笔者将不揣鄙陋，将有关可考事迹记录如下，权当引玉，请掌握更详细资料的读者多加指正。
一、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的窘境
蒋介石复职以后，虽然还是美援不来，却也逐渐人心安定，意志凝聚。及至6月27日因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移防台湾海峡，国府和国民党的军政危机才真正解除，得有余力进行党内大规模组织改造和国内民生经济建设。
当然，由于第七舰队的任务之一是“禁止国民党军队以台湾、澎湖为基地进攻中国大陆”，[4]这完全阻止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想象，但至少美蒋关系开始复苏，台北重新成为了华府的战略盟友，这对国民党维系所谓的“法统”和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不无益处。
但于此之前，台湾的处境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其时滇黔川康渝尚算完整，但李的擅离职守导致最高军事指挥系统被从根破坏，而基于宪法第三十六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又无法指挥军队，导致国军内部无政府状态加速恶化。
这不仅使得大西南防线因高官陆续“起义”而迅速瓦解，台湾也是危疑震撼、人心思变，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军政官员基本失去了对于国府的信心和期望。
当时人回忆道：
“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民间开始产生一种台独思想。因为既然日本人不好，中国人也不好，那么最好的出路便是台湾独立，不受日本人管，也不受中国人管。但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在大陆上节节败退，……此时台湾同胞有了第二次觉悟，……对于台湾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将希望寄托于大陆共产党，期待共产党来解放台湾。”
更有甚者，“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6]
12月16日，在莫斯科谈判的毛当面请示斯大林，“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迅速夺取台湾”，斯大林在“不给美国人进行干涉的口实”的前提下批准了这一请求。[7]北京此时还得到1.5亿美元的苏联海军设备援助，并通过莫斯科向伦敦定制了两艘七千吨级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和四艘扫雷舰。
为了殖民地香港的利益，英国同样厌弃国民党，12月8日，该国大使弗兰克斯向美国政府抱怨，认为他们不应该重新援蒋，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打消了他的疑虑，不仅否认了可能的援蒋计划，还对英国解释道：“福摩萨（即台湾—引者注）在战略上并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其落入共产党手中”。[9]
蒋介石复职前后，还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课题——岛内情治机关的涣散。
自从1949年初蒋氏下野以后，南京的国防情报机关遭到整肃，“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
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三千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
自然，经济待遇方面这些情报员也遭到了很大的困窘，根据当时保密局特勤组上校组长谷正文的回忆，“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2月至8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醃黄豆过下来了”。[10]
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这支秘密情报部队的战斗力之低落就可想而知了。
二、从《光明报》到“吴石案”
然而，就是这些吃着“白米饭配醃黄豆”的国民党特务破获了迄今为止国军内部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间谍案——“吴石案”，这事情要从1949年7月中旬说起。
此时台北、基隆的大中学生之间流传的《光明报》引起了台湾省政府的注意，这份“极尽嘲弄国民党之能事的公开刊物”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共产党在台的秘密活动极为活跃”，[11]因此省主席陈诚决定彻查。不多久便拘捕了涉案的四名台大学生，虽然因校长傅斯年作保而被释放，但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还是敏锐地令他们再次到案聆讯。
而最初涉案的四位台大学生并未入狱，只是被“交付感训”，未受株连。台湾大学一向是中共发展地下骨干的中心据点，后来证明，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便是台大医学院助教（兼附属医院医师）郭琇琮，当时的台大农学院学生李登辉也是中共党员，他于1946年9月由吴克泰介绍入党。[12]
李是吴氏在台湾发展的第二个地下党员，而第一个就是前文所述的钟浩东。李登辉在党内虽不积极，但也颇有贡献，其所发展的叶城松后来还成为了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但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刺伤了李登辉，他8月因“党内不纯，有些人有野心”的理由而执意要求退党，组织上批准了这要求。
其后随台湾省工委的逐一破获，李的名字也不时出现在台北国安机关的案头，但他只是于1960年在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新店休养所被羁押审查四个月，随后开释。众所周知，这一“历史污点”并未影响到后来蒋经国对他的信任与栽培，自然也丝毫没有牵涉到他的干禄仕途。
8月15日钟浩东被捕后除了交代了自己的组织身份以外并没有透露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偶然失言提及的“老郑”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与此同时，高雄市的工运领袖被捕后变节投敌，10月31日配合“国防部”情报机关诱捕了其上司、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
这位“老郑”到案后没有交代后来我们众所周知的身份：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他和当局虚与委蛇，但随身笔记本出卖了他的重要性，因为情报部门在其中发现“吴次长”的字样。
张据说“未供一人，未供一事”，被情治机关赞叹为“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13]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张当时深恨蔡孝乾对他的出卖，于是交待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地址。9日，探员据此于台北中山北路、长安西路口逮捕地下交通员黄天，经过严刑拷打，黄27日供出蔡的藏身地：嘉义县奋起湖。于是在两天以后，“老郑”再次被捕。
在蔡孝乾逃脱之前，保密局长毛人凤已经研判出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可能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但由于蔡的远遁而失去了情报线索。就军令调动和战局策划而言，“参谋本部”的权力远大于“国防部”，须知“国防部”不过是“行政院”下属的军政机关，而“参谋本部”则直属于“总统府”。
吴当时虽然只是中将军衔，却贵为“参谋次长”，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同学、“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假以时日，他高升“参谋总长”甚至“国防部长”也并非没有可能。
对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颇多忌惮，竟然“无人敢负责追查吴石事，经毛人凤局长报告蒋总裁，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则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14]
想不到保密局探员很轻易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根据谷正文的回忆，他当时将吴石的太太王碧奎请至家中，伪称自己“前在史政局，多蒙吴先生提拔，今上边令查吴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证，吴先生为军人，如身负此案，必遭死刑，何不失人自称吴先生不知此人，自己负责，妇道人家，交错朋友，并不知其共党身分，当然不会成为重大案子”。
经多方诱骗，“由吴妻供出朱谌之，乃于次日晚逮捕吴石，告以全部案情已经明白”。3月1日，吴石到案后“先向总裁像下跪，后即写自白书”，[15]坦白了大量案情，至此吴石案基本告破。
但是，关于对吴石匪谍身份的确定，谷正文的回忆显然是有杜撰，根据近年逐渐公布的材料，应该是蔡先供出朱，再由朱供出吴。同时聂曦也供出了吴，两条线索相互印证，这才坐实。
三、“台工委”的结局
由于吴石的被捕和招供，当局不仅得知了女联络员朱谌之的情况，并且逮捕了聂曦和黄德美，前者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长，为吴石处理私人联络事务；后者是“国防部”三厅上校作战科长，吴石通过朱湛之交给中共的作战情报就是来自于他。
其后聂曦因为证据确凿，成为吴石案中被处决的四人之一（其余三人是吴石、朱谌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而黄德美却被释放。
据说蒋介石为此很不满意，斥责毛人凤“敌我不分，私纵共谍，黄德美还是要抓”，但是经过保密局调查和军法处审问，黄德美全然是根据正常途径合法地向上司汇报，并不是间谍盗取情报，于是当局再次将其无罪开释。
因为戴上了“红帽子”，黄上校写信给蒋经国申诉自己被排斥的现状，深得同情，没几年竟然高升至国安局中将副局长。
吴石的组织关系本来直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但是中央与1949年夏季临时变阵，命令华东局直接派员和其联络，受内定台湾省委书记舒同的统一指挥。于是联络员朱谌之违反了情报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与地方党工委蔡孝乾和最高情报来源吴石发生双向关系，以致被台北政府轻易破获，朱谌之本人也因为吴石的出卖而于稍后被捕。
实际上逃亡中的蔡孝乾已经将危情密报给朱，但她似乎并不慌张，仍然居住在自己女婿段成愈家中，直到得知吴石被捕才乘坐海军交通船前往定海，准备经此逃至大陆。段是警察广播电台台长，知道自己岳母是间谍以后大为惊讶，于是提供了朱在舟山的暂住地，毛人凤命令保密局舟山站站长沈之岳将其迅速逮捕。经调查，此案与段成愈无关，他的前途未受株连。
朱谌之被捕后自杀未遂，然后全面坦白。她于当晚就供出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也是地下党员。严的中学同学是后来担任局长的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于是叶登门询问，半小时后严就招供并于日后被判刑。
当时朱供认的另一位女地下党员是屠剑虹，已经得到蔡孝乾的通知而逃脱，由于缺乏证据，国府并没有调查屠的丈夫新竹县长刘启光，他后来升任台湾省政府委员。
大概在1968年，曾经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效力的作家柏杨著文说，张志忠最后和刘启光之间建立了某种秘密渠道，张牺牲后，刘帮助了张的儿子杨洋，事实上委婉地披露了刘地下党员的身份。
据说刘看到此文，即心脏病发而死。[16]其实现在有“老台共”回忆说他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确是中共党员。
由于“蒋介石也对化敌为友、藉敌歼敌的做法表示同意”，[17]这四人中，只有张志忠被枪决，因为他是中共在台武装基地的领导人，曾进行过武装斗争，更重要的是，只有张不愿屈服而为国民党所用。
其他三人都加入了保密局，成为“敌情研究室”上校研究员，官阶比当初抓捕他们的大部分探员还高，其中蔡孝乾最后升任少将，只是稍有抑郁症。而最长寿的是洪幼樵，至1990年方才逝世。
注释：
1、《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p.2363.
2、《蒋经国传》，江南著，p.235.
3、《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92号，台北，1995年；
5、《李宗仁回忆录》，p.747.
6、《黄广海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7、《斯大林与中国》，列多夫斯基著，pp.135-168.
8、《白皮书》简明中文版，文海出版社，pp.1-9.
9、FRUS,1949,Vol.9,p.443.
10、《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谷正文口述，台北：独家出版社；
11、《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谷正文口述；
12、《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
13、《传记文学》杂志总第392号，台北，1995年；
14、同上；
15、同上；
16、《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谷正文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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