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离去，星期五回来。每次走的时候她都哭，像是要永别了。下一次，她也许不再会丢下我们不管--一个星期内是可以发生许多事情的。或许，下次她回来的时候，奇迹会出现：她不必再离去，不必再与我们分离；那时苍天会突然向我们打开，我们都会坐在一个带真正车厢的火车里--不是那种把我们装运到这个世界尽头的荒地，犹如把畜牲运载到屠宰厂的那种火车厢。我们将坐的，是一种有暖气的、灯火通明的、带软座的火车……在那种火车里，和蔼可亲的女士们为大家端上每人最喜欢的饭菜，犹如犒劳从天边归来的行者。要不，甚至还不到星期五她回来的那天，就让这无边无际的灰色天空--我们惧怕地等待着被它全盘纳入，永久地一了了之--终于倒塌，淹没我们，或拯救我们。每次，她都这样屈身驮着沉重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为我们而日夜劳苦的所得，急急忙忙地回来，焦虑不安。她像一团阴影，越发灰白、晦暗。我们在窗前等着她从雾蒙蒙的荒原尽头冒出来。我们看见她拼命地朝前走来，虚幻恍惚。我们都知道：因为她拼命哀求，他们才终于让她去周边陌生的邻村讨活，因为只要我们留在这里，她既不会也无法逃走。爸爸干的活，他们一天只付他一小块面包。要不是她，我们早就从一开头就熬不下去了。总之，他们准许她出去。他们对她的哀求做出让步，表现出一种残忍的仁慈，似乎是在玩弄一种值得一试的儿戏，只要最终能以突来的残忍和快意将它一下子捏碎了。每星期一到星期五她都到四周地区的陌生农人家，为他们织毛线衣。她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都知道，她这么干活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中断。这可以发生在她丢下我们的营房里，或是在她为人家默默织毛线衣的有暖气的房子里。可就这样，她为我们挣来土豆、豆角，但也有面粉，有时甚至有奶酪、干李子和苹果。只有她相信：只要逮住任何能够救命的东西，我们便可以存活。于是，每星期五便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好像是我们得到了又一次赦免。她蹒跚着朝我们走来。袋子下，她被重力压着，弓着身子，向前拽。重见的欢乐如此剧烈，我们都说不出话来。而她长时间地激动，不能自已。她简直不敢相信会再找到我们，不敢相信会再看见我们。软弱受惊，她在屋里转来转去，可就是不过来。渐渐地，强撑着，她鼓足勇气打开了那个进门时被她扔在地上的口袋。当她低头开始分东西，这表明她平静下来了。跟往常一样，她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按接下来的六天分成六堆：土豆、萝卜，她还把三个苹果放在一边。我们谁都没有期待任何与往常不同的东西。她用手抹了抹前额，然后无力地蜷缩在口袋旁，说："我还带来另一样东西。"这话，并不一定指一个什么意外的东西。我们不指望什么新鲜东西，我们已经不习惯期盼新的礼物，她能给我们这么多，已让我们感到意外。她精疲力尽，吃力地从袋子底部将它掏出来。她似乎得将这东西拽出来，好似一只什么动物，她得拽住它的耳朵或前爪。她无力用手臂捧住它，来展示给我们看。她让它从自己那瘦骨嶙峋的双手中滑到袋子口边。那样子，它看上去，更厚，更重。自然，这只能是给爸爸的，即使对他来说太美了些。或者说正因为从一开头，任何见到它的人，都一心想把它占为己有，却都偏偏没这份缘。它在万紫千红中闪耀，像欲拯救我们的魔术师在向我们显示他的威力。夜晚将我们裹进烟雾、寒冷、黑暗；我们听见的仅是爆炸声、叫喊、警卫的叱斥、乌鸦和蛤蟆。我们久已忘却了这种灿烂。她没有能够将它抖开，让我们看清楚它的大小，它的细节。但这都没有必要了。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件普通东西。从我们能看见它，能触摸这个奇迹的那刻起，我们得救的时刻似乎不再那么遥远，或者说起码成为可能。我忍不住了，走过去抚摸它。它显得松软、美好，我被要裹进里面去忘却一切的欲望折磨死了。我的手不住地抚摸它的袖子、领口。我把它捏成团，把它打开，我在其中忘情。我把它铺开，展平，然后又折叠起来，我拿着它要去给爸爸。如果，就在那一刻，如我所盼，她阻止我，而宣布说，这毛线衣正是给我的，那么我一定会乐昏过去。不过，若谁都想要它的话，那还是给爸爸最合适。因为这么多时间来，他是头一个万念俱灭的人。它这么厚实，也显得宽大，肯定是为他织的。我要给他拿过去，拖延毫无意义。"不，不是给爸爸的。"她嘟囔了声，几乎怀有内疚。我停住了，不知所措。手里还捧着它，我因它的色彩和温暖而眩晕。我意识到不应该把自己裹进去，或者说，起码我应该在一开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怜的她，总算也为自己做了件东西。在那大雪覆盖的路途上，这毛线衣对她会比对我们更有用。我应该自己能想到这点，我应该能够记得她是怎么出发的：仅仅裹一层麻袋片，双脚扎在破布里。我不应当这么瞎了眼，这么愚蠢。我的双眼几乎因愤怒而落泪了。我不愿把它脱下来，它是这么松软，但这是她的，我没什么话说。我把它打开，看了它最后一眼，发现它其实并不那么宽大。那是她为自己织的，她总算也有一次想到自己了。我转过身来，朝着我们的天使走去，她缩在屋角里，那里似乎暖和些。"这是给玛拉的。"她微笑着说，但也许是带着哭腔，我说不清楚。天很黑，我看不见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像我预料的，在对我微笑着，或者，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晕倒了。铅黑的夜雾包围了我。也许，可能这是夜的降临。情不自禁，我呆了好长一阵。我的脑袋仍裹在绒线柔软的衣袖子和前襟里：我在里面窝藏，不想出来。然而，过了不一会儿，我透过这厚实的羊毛衫，感到了越发沉重的、坚冰样的沉寂。这沉寂变得越发不可忍受。此刻，几乎听不到大人们的呼吸声。我转过身来，果断地朝玛拉走去。我最终坚信不移，朝着应有的方向，坚定地走去。我把它放在女孩的手臂里。仅在次日，我才仔细地观察它。我不再觉得它那么出色。首先，一眼就知道，这毛线衣全是线疙瘩。我把它翻过来，指给玛拉看，好让她确信无疑：它一个疙瘩接一个疙瘩，好像仅仅是用满是疙瘩的毛线头拚织起来的。再说颜色。确实，在有些地方，一眼看起来，好像更显红色。但其余部分，全是各色各样的拼凑，根本说不上到底是什么颜色来：白里有灰，黑里带黄、掺绿，还夹杂另一种绿，更深的绿；一道灰色，一片灰色，里面含一种铁锈色，棕红色，几乎像紫色的李子；再过去一点，在鹦红和鸟黄色旁边，是一点肉红色。显然，谁都能发现，这不是为一个女孩织的。但这些，我都不会告诉她。他们已经告诉我：玛拉在我家享有特殊地位，我们得不惜代价地维护她。我们对她怀有极度的爱，我们对她的保护程度要超过对我们自己的保护--大人们是这么关照我们的。我无法提醒她这毛线衣对她来说太大了，而且它的领口是男孩子圆领式的。不过，这些她自己都可以发现的，她已经长大了许多。然而，得让她自己反复把它套上身几次，好好看清楚了，才会发现那些特点。当然，对她来说，都是要什么给什么的。既然现在她说要穿上它，就让她穿了。起码在开头几天里，她连睡觉，也穿着它。自然，日日夜夜，严寒把我们冻得不行，尤其是在夜里。可我们一旦把更多的东西穿在身上，我们无一例外地遭受同一灾难：虱子。你得脱光，洗净，再裹上另外一些干净的破布层才行：那些破布我们都煮过，也检查过其每个接缝，否则结果不可想象。我非常清楚，大人们绝对不会容忍我连续三天穿同样的衣服睡觉。然而，她却可以这样，尽管他们不惜一切地保护她。只要他们一听到其他营房里有人病倒了，他们就开始检查她，疯了似的：用掌心测她的前额，看她的喉咙，检查她的眼睛、头发、手指甲。要是她的额头或手心发热的话，那他们是多么失魂落魄啊……不惜任何代价，她得活着回去，他们每次都这么低声反复。她是阴差阳错误落在我们中间的。要是偏偏轮到她不在了，而我们却最终得以活着回去的话，那人们将会怎么看啊--所有的人都会以为我们只顾救自己的命。也许，此刻，她妈妈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而且正在来我们这儿的路上，她将以眼见为实的证据来确立事实真相。这女孩与我们的不幸没有什么关系，她是无辜的。她妈妈，当时因为住在一个很远的医院里治病，就把她寄托给一个老朋友照看几个星期。于是她无辜受灾，夹入我们中间被驱逐，直至随我们到达这个境地。抗议无济于事，也没有时间来澄清事实，没有人会相信的。当然，在这种境遇里，我们自己也是无辜的，所有的人都这么呼喊，为的是不失去希望。但我们小客人的处境，在所有人看来就更惨了。如果这个情况得不到澄清，而她的不幸将跟着我们一起持续的话，那她就必须活到最后一个，她得活到最后--关于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大人们在角落里这么唔语，这样小女孩就听不见了。他们争先恐后地保护她，想方设法地来满足她，与此同时，尽其所能地在各种危险前扞卫她。从一开头，我应该就猜想到：这礼物只能是给她的，他们本来就想让她独自安静地享受它。只是到了第四天，我才能镇静地对它又瞧上几眼。我不得不承认，它是个奇迹。我真想求她，哪怕只让我占有它仅仅一夜。她会答应的。要是我恳求她，她甚至会送给我。她对我一直很好。但我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不过，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静静地，一整天地，欣赏它。就连最神奇的魔术师也无法造出如此杰出的东西：毛线疙瘩使毛衣更加结实，而且它们都是在反面的，这就增加了这毛衣的保暖程度，然而在面上，它却显得平整、松软、光滑。至于颜色：奇异的块状，这一处黑的，那一处绿的，另一处是天蓝色的，你可以把手指陷在里面捏着玩。或者，让你的眼光任意在上面流连，直至看到一片非洲沙漠般的红色，看到一片染着阳光或洒满花草的灰白云朵。若要看出其中所有的部分，就连一整天都不够，因为它们闪烁恍惚，令人眼花缭乱。我还没有把它看够，看到厌倦了的程度。也没有能把它借来穿在身上，穿到我对它不再稀奇为止。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玛拉的脸颊因发烧而红晕起来，最后到了让它扔在那儿，在靠窗的角落里，被遗弃了。我看着它，想着它，但我不去碰它，即使想，我也不碰它。玛拉的情况越来越坏，她快要死了。自从爷爷奶奶们的病以后，我便知道这病是怎么开始，怎么了结的。她很快就会死去的，他们救不了她。有些时候她好一点了，又变得快活了，话也又多起来，但这都是假象，我知道。结果是，大人们不再有理由不把它给我了。她的病将越发严重，一天比一天更难熬，好像没有尽头。死亡正在逼近，我可以感觉到。害怕中，我等待看到这心爱的孩子一下子变得僵硬。谁知道，也许如果她现在就把它给我的话--这对来说我几乎是公平的-- 也许事情的发展，会因此而被扭转。为了拯救她，大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我的，而对于她得病的不幸，我是无辜的。再说，他们没有找到给她治病的药。当大人们决定了，要在树林边缘，在祖父母的近旁，把她跟所有属于她的东西一起埋葬的时候，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或跟着他们哭泣。我等待着，忐忑不安，希望他们把它忘了。但是，妈妈把它从角落里抓出来，含着怒火，将它扔到了那堆属于她的东西上面。他们在女孩的身旁停了一阵，哭泣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还互相拥抱。虽然玛拉不是我们家的成员，她却头一个随祖父母走了。其实，她早已成为我家的人。当大人们抬起棺材抬的时候，爸爸把他的大手放在里面，摸索着，找到了它。他把它拿了出来，让它掉落在自己身后的地上。妈妈瞅见了，对它看了半天，但她不再说什么：同意我们把它保存下来。我们很晚才从树林里回来，大家都冻僵了。天下着雨，泥浆粘住了我们的破衣烂衫，湿透了的泥土覆盖了玛拉。自从爷爷奶奶们的那次，我便知道玛拉也不会再回来了。我想起了她如何在黑夜里，因为冷而紧紧团住我，双手围在我的脖子上。她那清脆突发的笑声给我们带来愉悦。我们默不作声，躺在屋里的泥地上，黑夜覆盖了我们。我不走近，也没有去碰它。有几次，只是偷偷地，我看它。我看见它毫无姿色，被遗弃的样子，晦涩得很。甚至过了一天，尽管屋子显得更加湿冷，尽管他们让我拿起来穿上它，我都不去碰它。星期一，妈妈又走了。我们独自在家，只是到了下午，爸爸才把它披在我的肩上。毛衣的袖子裹住了我的前胸，马上让我感到暖和起来。我套进去，脑袋裹进它的蓬松温暖里。它非常合我的身，像是专门给我织的。我真想走到外面的场地上，去显示一下。至少，我要穿上这毛衣在屋里走来走去。但这些，我都没有勇气。我蹲在那里不动，如我所望已久：它终于是我的了……我颤抖不已，情不自禁。然而，欢乐是短暂的。到了第二天，我就觉得它不过是无力地垂挂在我肩上，毫无生气。我记起了，这是一种征兆。爷爷奶奶们就是这样开始的，玛拉也是这么开始的。疾病已近，正在悄悄地渗入，无声无息，一点一滴地侵入，到了晚上，这病就会突然爆发：先是休克，高烧昏迷，然后瘫倒下来，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人们开始焦虑不安：他们开始向邻人讨药治，哪怕是一点阿司匹林，或一点酒精。最后体温表到了。这是整个集中营里唯一的一支，它被一个老女疯人用黑色的破布条包藏着。借来这体温表很不容易，是在人们百般祈求下才得到的。在到达病人之前，它已经过了不少只谨慎的手，生怕它被打碎，像是对待一件圣物。不然的话，我们将会失去这个与外部正常世界的唯一关系，而我们定要与那世界相联。接下来，跟以往一样，医生出现了。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有气派、对自己下药方很有把握、带着精细眼镜的那位医生，而是痨病缠身、憔悴不堪、破衣烂衫的驼背老头。人们也管他叫医生，他也有一双白皙瘦小的手，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他在诊视的前后都不再洗手，与此同时，他尽量把接触病人和诊断压缩到最低限度。他把手掌放在女孩的前额上，然后看了她的手指甲，号她的脉搏，一边用双唇轻微地数着。他发现了她的身体发黄变瘦，他把她朝这边和那边翻来翻去，指出她身上一个又一个瘢块：疾病已经完全占据了女孩的身体。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他只好缩回双手，低着双眼，嘟哝着那个已拖延不了几天的瘟疫的名字。只有奇迹出现的话，唯有奇迹……又一次，无力地，他举起双手，跟所有人一样，开始祈求奇迹的出现。随后他便离去了：跟他来的时候一样，几乎是偷偷地，弓着身子，羞愧得很。夜晚降临了，我感到，光线不断变得更加暗淡；我尤其感到，突来的严寒变得更加刺骨。在夜的寒冷笼罩下，我感到了某种异样：好像我在被它抛弃，它不再保护我；它此刻悬吊在我身上显得呆滞、冰冷、死气沉沉。无疑，它已染上了瘟疫。玛拉也是这么上当的，但她死的时候，却没有能够把这瘟疫带走。现在轮到我了。早知道的话，我会把它扒下身来，烧掉，或扔得远远的。但现在已经晚了，这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能死在那个潮湿、黑暗的坟坑里。在那里面，谁知道后来会是怎么回事。我承认，我错了：我不应该迫不及待地占有这色彩和温暖。我若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话，我若能够等待的话；要是我没有那么恬不知耻地窥视她的病痛，直到最后把它裹到了我自己身上的话！我不应该这么软弱盲目，这么不耐心，直至当我终于拥有它的时候，我高兴得掉下了眼泪……我的卑贱、我的贪婪，肯定是被发现了，被注意到了。要是我哪怕在后来，起码在玛拉死后，能放弃它的话，也许还能避免得到惩罚的……我受不了，走到窗前。爸爸跟往常一样，穿过那个透光的小孔在向外窥视，窥视祸福的来临。快到晚上的时候，他完全绝望起来，失去了自控……不过，他只是到了后来才这么对我喊："瘟疫，瘟疫，我难过死了。"他突兀地转过身来，把手放在我的前额和脖子上。他把我拽近窗前，让我数数，让我伸出舌头，睁大眼睛。他说："你苍白，苍白极了，但你没什么病。"他把我围进他宽大的臂膀里，让我睡觉。我没有力气说话。好几次，我用手指着染上瘟疫的毛衣袖子。我还把手转过来，指向那被感染了的毛衣领子，但对这些，他都没有发现。此刻，夜已经很深了。他朝我俯下身来，咧大了嘴微笑着，把手放在我汗湿的前额上。当棺材被放到玛拉旁边的坟坑里的时候，我醒来了，然后是一片漆黑。我浑身颤抖。天亮了，我想告诉他们：我活不到星期五，因为没人能够救活我。夜里，她赶回来了。当我在头上听到她受惊吓的声音时，除了一片黑黑的，越来越黑的影子外，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在脖子上、耳朵旁，感到一阵惊慌的气息。她说："幸亏我赶回来了，我及时赶回来了。"我也听得见医生喘着气的尖锐声音："没有瘢块，没有那些症状。"他说了"症状"。"症状"一词听上去不错，我反复回味着这个词语，我昏倒了，跌下去。听到症状这词，我感到了希望，翻来覆去，我往下沉，然后失去知觉。湿溜溜的鱼群在我的嘴唇上滑过，它们舔我的耳朵，我跟它们一起游动。我不时地在胸前推开水浪，我企图睁开眼睛。我看见透明的玛拉，腊做的，我看见那医生混黄尖利的牙齿，我还看见了坟坑。被水淹死的情景，好像延续了几夜，直到我又听见了那熟悉的声音："我可以安心走了，幸亏这病总算好了。"我从病魔的手掌中逃脱。我开始恢复，开始下床走路。爸爸用手臂扶着我，沿墙壁，一直走到了窗前，从那里可以看见那片吞噬天地的荒原。我问自己有没有过瘢块。"你从来就没有过。不是那个病。虚惊一场，医生说的。你昏迷不醒，一直处于昏迷状。你一只在说'除不掉了，除不掉了'。你还老想把手抬起来。"他抱着我的腋下把我撑起来，让我看窗外。给我喝滚烫的粥。到了星期五，一大早，荒原就把妈妈送回来了。"我提早回来了，我说你病了。他们给了我一些猪油让你长力气。"后来，我开始有力气了，我又能看它了。它在墙角里，卑微、低下、温顺，等待着服侍我。但我已经变了。我让它在那儿等着，不再看它一眼。大人们给我裹了一层厚被，我不再感到严寒的阴影。大家都围住我，坚定地不再丢下我独自一人。它萎缩了，变小了。最后，我让它来征服我。其实，它并不显得那么危险。让它长时间地在潮湿的墙角里呆着，它那扎人且不规则的绒毛，变得有些柔软了。我把脸埋在毛衣团里面，我曾经一度感到它如此柔软美好，而此刻它却显得粗糙。因为我企图再次陶醉于它的温柔中，就像陶醉于诱人的烤面包或者煮烂的土豆、新鲜的窝笋或喷香的牛奶，像雨，像树叶；或者，干脆就像那让我向往已久的铅笔和苹果。但是，它不是这样，而是带一股怪味，霉味。一种腐烂刺鼻的味道。也许，仅仅是令人窒息的臭味，我记不清楚了。它变得暗淡、干枯、陌生，毫无魅力。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慢慢又重新互相习惯起来，我们又互相熟悉起来。一点一点，我们又相好起来，它也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样子。它显得越来越柔软、温暖。颜色也恢复了，成了一个色彩的世界。然而，与它接近让我害怕，让我感到压抑。我曾经怀有恶意，曾经极度地渴望它为我独自所有。我的迫不及待促成了玛拉的死！我浑身颤抖，尽管除了它以外，并没有人知道。我唯唯诺诺地，毫无力气地走近它。我的手臂缠在袖子里，脑袋也无法钻出它的领子。当我终于把它套上身时，我感到太热了，几乎窒息。我不再害怕瘟疫。我知道，玛拉已经让它失去威力了：它不能再染上我。我长久地怀有罪过感，我老害怕那双烫人袖子，怕它们围在我的脖子上：玛拉每晚都要这样围住我，她会因冷而抱紧我的脖子。但我渐渐习惯了它，而它也慢慢地变得平常起来。它不再跳入我的眼帘，让我注意它。它听从我，为我服务，但却越来越没意思了，只是从属而已。我经常不去想它，我对自己有了某种把握。然而，在那个医生的葬礼上，我没有穿它，要不就太过分了。暴风雪很大，我因惧怕和寒冷而牙齿直打颤。我把它藏起来，没人能找到它。我把它遗忘了好几天。只是到了后来，葬礼接二连三，有时一天好几场，直到那时，我才又自如地穿上它。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想逃跑也是白搭，人们成批地死去，凶险任意地向人袭来，偏偏对着那些最无辜的人。大人们没有时间顾及我，甚至我都无法自顾：恐惧蔓延开来，不可收拾，发展到无视任何人的地步。我们在它面前萎缩，不知所措，完全忘了自我和他人。一切都无所谓了，既没有悲痛，也没有耻辱，连它都明白了。它的颜色、气味都在消退，尽量不让人注意到它。它仅是实用而已：我每天都穿上它，它助我御寒，仅此而已。它非常合身，像是件盔甲，却无法令人想起我们间一度有过的神圣亲密来。它和我也不再相互看了，我们在毫无抵御的状况下，尽量互相保护。荒原上的风逼近了，它们肆意地在我们中间寻找靶子。那撕裂的风声遮盖了所有的恐惧，听不见凄惨窒息的抽泣，无论那是因为罪过，还是由于羞愧。每一天都在威胁我们。我们忘记了一天天；我们等待，我们倾听黑夜咬牙切齿的疯狂。时间在追逐我们，一切都无济于事。连时间都被染上了瘟疫。而时间，我们全都处于它的魔掌之中。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