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占祥、大专文化，陕西定边人，中学化学教师，37年来一直站讲台。
最后的一次批斗会
文占祥
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那个激情岁月的年代，我们那个小山村在全体社员大会之前，偶尔也穿插一小段批斗会。在我的记忆里，大都是喊喊口号、渲染气氛、走走形式。批斗对象都是本村的几个人，以前的罪名是怎样来的且不说，在“人民专政”下都规规矩矩，很难发现有乱说乱动、甚至搞破坏的行为。70年代末，我们村的那几个批斗对象，都摘了帽子或给予平反。
1976年冬天，我村最后的一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当时“有点不听话”的大队革委会主任，由于他连续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社员们仍习惯的称呼他为“老队长”，很难听到“主任”的称呼。
这年冬季的一天，在我们村校场台的洋芋地里，“老队长”和劳累了一天的社员群众，在快要散工回家的时候，工地上来了三个干部模样的人。很显然，一个是领导模样，戴着金丝眼镜，披着中长的黄色呢子大衣，另两个人的衣服显得有些短和旧、有点不合身，但身后背着的步枪告诉人们，他们也是干部。“老队长”上前迎接时，领导模样的干部不爱搭理“老队长”，他们坚持要见大队支书，“老队长”已经感觉到今天情况不妙，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情。只好急忙派人找来了在另一块工地上劳动的大队支书，他们略作交谈，便很快决定晚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址仍然在学校窑。
当时我们村大一点的小学生、每天放学后也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由于我带着学校门上的钥匙，随后我也跟随他们一道同行。晚饭安排在村中一公社干部家属H家，他们边吃饭边谈话，也不需要回避一个毛头孩子，我静静的听着。记得当天晚上吃的是蒸洋芋、还有蒸黄萝卜，外加咸菜和米汤。他们四个人吃完了H家准备的所有饭菜，女主人连筷子都没有动，我感觉到他们还是意犹未尽，我多么想让女主人再端上来点洋芋或米汤，再让让我。之前我只是象征性的吃了一个洋芋，此时我的肚子倒腾的厉害，可再也没能端上来。领导模样的干部，问了支书好多事，好像大都与农田基建修水利有关，最后用蔑视的口气说：“今天晚上，看我怎样捅这个马蜂窝，我给他个筛筛，叫他尿不满。”接着又说：“听说×××是你们村的村盖子、长期欺上瞒下不听话，看我今晚怎样收拾他。”“我就不相信，我这个过路的沙子压不住他这个本地的土，今晚给点颜色，让他看看。”我当时似懂非懂，但知觉告诉我今晚要批斗“老队长”了。以前批斗本村的“四类分子”，大都走走形式罢了，一般不会动真格的。今晚的火药味很浓，我已经开始有些害怕、甚至胆战心惊了。
晚饭后，社员群众陆陆续续都来了，我的同桌加发小、自然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老队长”的小儿子也来了，大会在学校窑里按时召开了。
昏暗的二盏煤油灯分别放在二张课桌上，只照亮了他们三个人的面庞，窑中的其他角落还是昏暗一片。领导模样的干部一番讲话后，立刻脸色大变、扯着嗓门、拍着桌子、大声吆喝，让“老队长”站起来。“老队长”说话有口吃的毛病，慢腾腾地说：“你……你为什么不站呢？” “头儿”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人敢顶撞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干部、我有权利让你站起来！”“老队长”此时倒不口吃了，毫不犹豫地说：“我也是大队干部、我有权利不站？”“头儿”气急败坏的大喊道：“站起来！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老队长”仍然无动于衷。此时伤了脸面的“头儿”命令两个荷枪没有弹的随从下去拉“老队长”，两个随从在老队长的面前不停的摆着手，示意“老队长”赶快站起来， “老队长”没有一点起来站的意思。“头儿”又大喊道：“给我用枪捣，不信他不站起来。”一个随从用枪托比划了几下，好像并没有捣在“老队长”的身上，“老队长”不紧不慢地说：“谁动动我瞧瞧，我又没有犯法？我又不是反革命？为啥要我站？”“老队长”依然裹着大绵羊皮袄半蹲半靠在教室后地的洋芋堆上。这时“头儿”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身体前倾、用手指着“老队长”，声音达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给我用枪狠狠地捣，看他起来不起来。”一个随从准备用枪托狠狠捣时，另一个随从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有意识的挡了一下，他们仅仅又比划了几下，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行动，自然也没有能吓唬住“老队长”。时间已经凝固，僵持仍在继续，好心的社员们劝“老队长”起来站一站，应付应付。我听见旁边一个阿姨近乎哀求着“老队长”，好似乎还拉了拉“老队长”，让“老队长”起来站一站，做做样子。“老队长”不屑地说：“谁想站谁上去站，我不站！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又不是“四类分子”，我为啥要站？” 好心的社员们继续劝着“老队长”， “老队长”还是一动也不动、依旧半蹲半靠在洋芋堆边。
“头儿”也无计可施了，摆了一下手，叫两个随从到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随即宣布暂时休会。大多数村民和我一样、不懂休会的含义，以为今晚的会议要结束了，有骚动散伙之意。村支书说：“原地休息，会议暂停几分钟，马上继续进行。”他们三个人外出商议方案去了，社员们还在继续劝说着“老队长”，支书无奈的环顾四周，无助的发出了“唉”的声音，若有所思的低着头等待着。不一会儿，“头儿”和两个随从进来了，人们出奇的安静，等待着结果。“头儿”环顾四周，清了清嗓子，一副得意的样子，又清了清嗓子说：“经×××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免去×××大队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头儿”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还准备继续说时，“老队长”主动站起来调侃说：“这下子没有官了、也没有权了，我就站呀！” “老队长”走出人群，站到了两块木架子黑板的中央。一米八六身高的“老队长”，穿着没有面子的老羊皮袄，双手统在一起，眼睛直视前方，没有一点畏惧感，反而显得过于轻松。尽管老队长的儿子一直紧紧的握着我的一只手，我还是很害怕，我的腿一直不停的发抖，头脑中想象着批斗地主和“四类分子”的场景，会不会有人上去打“老队长”。此时“头儿”有大获全胜之感，开始了声色俱厉的对“老队长”的批斗，“老队长”不时会反问一句，弄的头儿很不愉快。两个随从并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帮了几句腔，说的最多的话是：“你先不要说话，等领导把话说完你再说！”最后让社员们发言、揭发批斗，又出奇地安静。没有人说话，哪有人批斗，无奈“头儿”又总结性的说了几句，就散会了。
听到散会的话，老队长的儿子马上跑到了“老队长”面前， “老队长”拉着他儿子的手，似乎啥话也没有说。散会后，社员们向往常一样，大都很快离开学校回了家，学校院子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还算明亮的月光下，支书过来问“老队长”，“他们三个今晚安排在谁家住？”“老队长”平静的说：“我已经无权安排了，想住在谁家就住在谁家”。要知道，那时我们队能安排干部住宿的人家也只有三四户，成分略高的人家一般不安排，干部也不愿意去。上面村庄中经常安排在“老队长”的五叔家，“西湾”成分虽高、还有一个小窑可以住人，有时也安排。下面村庄基本上全安排在“老队长”家，徐家上院偶尔也去。当时村中只有这四户人家有两处住人的地方，还能倒腾出一半床被子。其他人家的情况，大都是每家一孔小土窑一盘小土炕，没有多余的位置、也缺少被子，更拿不出稍微像样的被子，就是老羊皮袄也不多。上下两个村庄相距七里地，“老队长”家和支书家都住在下面村庄，支书家也只有一处炕，平时也无法安排干部住宿。这时头儿在洒满月光的院子里无目的乱转着，等待着给他们安排住宿，最后还是安排在“老队长”的五叔家和“西湾”住宿了，第二天就传出了好几个版本的传说不提。
第二天下午，添油加醋的消息就传开了，在邻村驻队的公社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都来了，立即做“老队长”的思想工作，晚上继续召开社员大会， 帮“老队长”提高认识，“老队长”和支书一块又站了二个晚上，目的是要软硬兼施的恢复“老队长”的职务。“老队长”思前想后，想到自己连续多年做队干，想为集体做点实在事，想为社员谋点福利，太困难太困难了，还是退出为好、眼不见为净。此后 “老队长”当了队里的饲养员，一直到大包干。那两个持枪的干部，一个责任制后就回家务农了，“漫不经心”的那一个后来担任过乡长、乡党委书记、县扶贫办的领导，群众口碑很好。
后来渐渐知道，那个领导模样的干部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公社XFD的队长，此时“四人帮”已打到，全国政策的风向已有所变化，只不过偏远的山村还没有明显的感觉。没过几天，各队的下队驻队干部都撤回公社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在村庄中不同程度的传开了。
后来“老队长”偶尔去公社或供销社办事，那个干部望见 “老队长”就避开了，“老队长”回来常笑着说：“你撤了我的职，我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反倒不好意思了！”老年的“老队长”还向我打问过那个干部的情况，说那个干部其实是个好人，之前是FJG煤矿的工人，工作积极、能说会写、后来才安排到公社当了会计，兼任XFD的队长。只不过执行政策少了些灵活性，又遇到了他这样胆子大的农民，加上政策风向的变化，最后还是受到了公社大领导的批评。
1977年的春天，我和我的同学都上了初中，那个干部我们还见到过几次，最初的一次相遇在供销社，他摸着我同学的头对供销社乔主任说：“你看我这个孙子都长这么大了，我那个儿子是个驴脾气！”当时让我的同学一句就噴了回去，“滚你MDB，你才是我孙子呢！”不懂事的我自然也跟着帮了几句腔。供销社乔主任是我们邻村人，对我们都很熟悉，笑着说：“斗大人吃了亏，逗小孩子又吃亏了吧？”我和我的同学上高中时，听说已调入县畜牧局，我还碰见过一次，当然他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后来听说调回老家GZ了，我和我的同学总觉得欠人家一个道歉，只能在此表示歉意，以弥补当年的不懂事和无知。
以上我只是如实记叙了那个激情年代的一个小小插曲，并没有诋毁褒贬任何个人或集体的含义。适逢乡村振兴之际，由此也想到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此向那些曾经或依然奋战在乡村、改变过乡村面貌的各级各类干部或志愿者致敬！为那些新时代深入乡村，精准扶贫帮困、脱贫致富、振兴乡村的各级各类干部或志愿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