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的书名号，其起源可追溯到简册时代签牌上的契口；卷轴时期，此物抽象化为包首题标示符号，并在册页时期进一步演变为鱼尾符。民国时期，在现代标点符号体系定型过程中，由鱼尾符简化而来的书名号（“《》”“〈〉”）以其书写方便、易区分等优点，从众多不同形态的符号中脱颖而出，被广泛用于标示书籍文章名称，并最终在1990年官方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被确定为横排文稿书名号的正式写法，一直沿用至今。
1.引言
在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作为书名号样式被官方确认，始于1951年国家出版总署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该文件同时规定，波线号（﹏）和引号（“”、‘’、「」）也可作为书名号使用。其后，由于我国的文字书写和书刊排版改为横排，1990年《标点符号用法》颁布修订本，在此文件中“《》”与‘〈〉’被确定为书名号的正式写法；1995年、2011年版的《标点符号用法》延续了这一规定。在上述四版《标点符号用法》中，对书名号用法的记述和说明基本保持一致，然而，由于各版文件中均没有明确交代“《》”与“〈〉”两组符号出处，以至关于其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林穗芳[1]、袁晖[2]等学者认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尝试利用西方的标点符号来改造和调整中国旧式标点符号过程中，援引了法、俄文中的尖角号作为我国新式标点中的书名号。管锡华[3]、何远景[4]等人则认为书名号起源于中国。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中俄关系交好的历史与俄语尖角号的形式与功用，我们认为，书名号在定型过程中受西方标点符号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因此而认为书名号即源于尖角号则缺乏直接证据，值得商榷。与之相比，书名号起源于中国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因为有诸多的证据表明，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古代标点符号系统中已有“《》”‘〈〉’发展演变的痕迹，特别是何远景《鱼尾的起源》所持书名号是从鱼尾符演变而来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由于何文旨在讨论鱼尾起源问题，仅是在文末用一句话点出鱼尾符与“《》”存在关联，并没有展开论述。目前学界对书名号的起源、演变过程仍缺乏清晰认知。鉴于此，本文将以典籍实物为据，采用自下而上追溯的方式，考察书名号的起源问题。
2.从鱼尾符到书名号
从形式与功用上看，现代标点符号体系中的书名号（《》、〈〉）当为从册页时期的鱼尾符演变而来的。
除形状相似外，鱼尾符的主要功能也与书名号相同。其一，鱼尾符与书名号一样，可用于标示书名。例如，国图藏宋婺州义乌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1:23）上鱼尾下刻有标题“礼记一”；国图藏宋嘉泰四年新安郡斋刻本《皇朝文鉴》（16:3）版心鱼尾下刻有标题“文鉴十六”；国图藏元至正五年刻本《金史》（24:13）上鱼尾下刻标题“金史第二十四卷”等。这种情况在版心位置极为普遍。其二，书籍正文中的内容需要凸显时，也可使用鱼尾符标示，这一点与书名号标示篇名的用法相似。例如，国图藏宋开禧元年建安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传》（5:12），由于该页空间有限，卷五的尾题与正文刻于一行，为了标示尾题“童溪王先生易传卷之五”，其上方刻有一鱼尾；国图藏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禹贡论》，其第三册《禹贡论》序言部分，卷首题“禹贡论序”几字上方有一花鱼尾，为标示篇名之例。
3.从包首题符号到鱼尾符
书名号虽是从鱼尾符演变而来，但鱼尾并非书名号的源头，实际上鱼尾也有其前身，即卷轴古书的包首标识符号。
所谓“包首”是指接续在卷轴装书籍卷端的一段起保护内文作用的纸张或丝绸。由于收卷后包首位于整个卷轴的外部，为了检索方便，在包首背面往往贴有含有书名信息的题签。这一点在传世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云：
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以旧装坚强，字有损坏，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5]
检，《说文解字》曰：“书署也。”可见其本意为书籍标签，所以引文中的“题检”即指书籍上的题签。“金题”指题签上用泥金题写的标题。又，明方以智《通雅·器用》云:
金题，书签也，海岳《书史》云:“隋唐藏书,皆金题玉躞。”智按:梁虞和《论书表》有“金题玉躞织成带”，注：金题，押头也，犹今书面签题也。[6]
从材料可知，“金题”在后世也可被用于指代用泥金题写标题的书签。敦煌文献所存包首中便保留有此类书签，如编号为Or.8210/S.11005[03]（图1）的敦煌文献，该号文献为《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三包首，其左上方边缘处贴有题签，该签用瓷青纸做底以泥金抄写标题，字迹规范，极为精致。又，Or.8210/S.11077、Or.8210/S.11227号文献也是两幅佛经包首，其用纸与书写材料均与此类似。此外，Or.8210/S.10977、Or.8210/S.10979、Or.8210/P.5027(1)、Or.8210/P.5027(2)等文献上均保存有书籍题签，其上的标题虽然不是以泥金书写，但同样用纸精良，字迹工整。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上书签所题书名首字上方均有一对勾形符号，该符号即包首题符号（见图1）。
图1
图2
4.从签牌契口到包首题符号
鱼尾符的前身为包首题符号，但包首题符号仍不是书名号的源头，书名号的起源可追溯至简册古书的签牌契口。
卷轴装古书多典藏于书笥或插架中，为了查阅方便，一般会使用竹木条制成书签，并用绳索与书籍系联。这种书签在书籍进入纸卷时期仍在使用，张政烺曾发现一枚《王逸集》书签，制作时间大概在魏晋或北朝时期。[7]然而，此类书签实际早在简册时期就以广泛使用，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七《甄正论》卷上“签题”条注云：“长戬云：‘小简也，古者题简以白事谓之签。’”[8]这种“小简”简牍研究者为“签牌”。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西域考古发掘品中保存有大量的 “签牌”，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该物形制。
从实物上看，签牌多为木制，长度不定，但一般较标准简的长度（23.1厘米）短，为了与签绳相连，有的签牌会在上部中间位置打孔（后世称为“鼻”），如Or.8211/598号藏品，该题签长6.1厘米，宽1.5厘米，上端中部有孔，孔中尚存有签绳。另外，上述《王逸集》书签上方也有一圆孔，当为连接签绳之用，为这种签牌形制的继承。
图3
图4
5.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标点符号体系的书名号（《》、〈〉），其起源可追溯到简册时代的签牌契口，契口本是用来防止签绳脱落而刻划，由于长期以来其下为题写书名处，“契口+书名”的组合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关系。书籍进入卷轴时期后，由于书写材料由简转变为纸，书籍类签牌演变为包首题签，契口也随之被符号化，演变为包首题标示符号，并在册页时期演变为鱼尾符。
新文化运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波浪线（﹏），引号（“”、‘’、「」），双、单尖号（《》、〈〉）均可被用作书名号。在经历一段混乱期后，从鱼尾演变而来的双尖式与单尖式书名号，以其简洁、不易混淆等优点，逐渐成为书名号的首选。建国后，《中国语文》等杂志较早地使用“《》”标示书名，扩大了其影响。1959年，《中国语文》发表平群《书名号应该统一》一文，针对当时书名号使用较为混乱的现实，从实用美观、大方、独特等方面综合考虑，指出波浪线不适合于横排印刷，不很好看；引号则易与表引文的引号相混乱；相较而言，双尖号与单尖号最适合作为书名号，并呼吁尽快规范化[11]。在此类呼吁与各出版单位的出版实践推动下，作为书名号的双尖号与单尖号迅速扩大了影响，并在1951年中央政府颁行《标点符号用法》中被正式承认。1990年，修订版《标点符号用法》最终将双尖号与单尖号确认为书名号正式写法并一直沿用至今。
注释
[0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册页古书图像均来自《中华再造善本》初编、续编。由于同一部书籍中版心鱼尾的形制可能存在差异，在使用鱼尾材料时均标示至卷数与版心所刻页码，如此处的1:18，表示引自该书的第一卷第十八页，下均仿此。
[02]所谓对鱼尾，指的是版心两个鱼尾符开口方向相反，上鱼尾开口处朝下，下鱼尾开口处朝上。
参考文献
[1] 林穗芳《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64。
[2] 袁晖《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410。
[3] 管锡华《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史论纲》。《古汉语研究》，1997（2）：58-63。
[4] 何远景《鱼尾的起源》。《文献》，1999(4)：247-253。
[5]（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147。
[6]（明）方以智《通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18。
[7] 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1948：243-248。
[8]（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27。
[9]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12。
[10]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140。
[11]平群《书名号应该统一》。《中国语文》，1959（7）：333。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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