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泽东赞为“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于1936年6月初赴陕北采访，4个月后返回北平。1937年10月，他的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立时轰动了欧美各国，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联络救亡志士合力翻译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同为记者的文化界救亡领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阅读后，顿觉眼前为之一亮，萌生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对中共领导下的陕北这块“未知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于是他付诸行动，四处奔走，联络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他们分别是：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连他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们讲了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构想及意义，大家一致赞同，当下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
12人都是专家，未满一个月，各自翻译完毕，理顺润色后，交到胡愈之处。胡愈之夜以继日，对各人译文作了认真校阅，发现疑难文字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最后在文句上再作修饰，使之从头到尾浑然一体，风格如一。
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
书是译成定稿了，出版却碰到了难题。
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下称之为“孤岛”的租界。胡愈之连走了几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是无果而归，是因为出版商担心事泄遭日军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至于租界里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绝了胡愈之送上门来的“生意”，以免引来麻烦。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决计作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熙路安乐村一七四号，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社，将书稿交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印刷装订。
印刷工人熟识、敬仰心怀正义感、爱国情的胡愈之，甘冒风险接受下来暗中印刷。当他们知道胡愈之筹措资金一时不能到位，欣然答应先把书印出来，待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
翻译此书的11位同仁，也都明确表示尽义务不要稿酬。
买纸张的钱，也是胡愈之采取秘密推销预订的办法，预收书费每册1元，用于支付第一版的纸张钱。
作者斯诺助一臂之力
书的原作者斯诺，早在来华之初，就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饱遭内忧外患，决心要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潜赴陕北采访，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而今，为使中国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对胡愈之翻译出版此书给予大力支持。
除了对原作作了修改补充外，增加了在“红色中国”采访时拍摄的大量照片，包括毛泽东穿红军服、戴红五星八角帽的半身照片，斯诺自称这是为毛泽东拍的众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斯诺还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掩敌耳目另起书名
关于中文译本的书名，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为考虑到其时日寇视共产党为死敌，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话，这“红星”两字就会引人注意，于发行大有影响，于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他最后敲定，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呐！
只短短2个多月，中译本《西行漫记》问世，第一版印了1000册，胡愈之通过秘密渠道送到读者手中。因为内容都是神秘“红色中国”的人和事，谁不想知道？又因胡愈之毫不营利而只收工本费，故而成了抢手货。一传十，十传百，销路大开，不只行销日占区、国民党统治区，还畅销港澳及五大洲华人区。
半年多时间里，《西行漫记》重版了5次，印数高达8万余册，盗版本更是多不胜数。其时国共已重修旧好携手抗战，有的国民党官员也对《西行漫记》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有心了解共产党的真面貌，故而争相买来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记》，就是根据当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译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西行漫记》书名下，加上“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