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春节，北京琉璃河考古队的队员们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发现一处大型宫殿基址。
“建筑东西超过25米、南北超过30米，性质可能类似于宫殿宫室建筑，或者类似于祭祀所用的、宗庙性质的建筑。”琉璃河考古现场负责人王晶对北京电视台表示，“找夯线的过程真的非常痛苦，外面天寒地冻，有时刮很多遍还是找不出区别。”
“良乡塔，漫山坡，过了窦店是琉河。”1974年，两座大墓的发现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神秘面纱，把北京的建城史一下上推到了3000年。2019年起，琉璃河考古队对西周燕都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获得了更多北京建城史的实证。
刻有“太保墉匽”铭文的青铜卣、兽面形铜饰、炭化植物种子……“城市之源”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沉睡几千年的遗产逐渐“活”了起来。
“陶片”引起的琉璃河考古热
城市源头的探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北京）目前可探寻到最早城址的是唐代的幽州城。”1949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北京历史地理》中如此论断。
他认为，北京地方势力兴盛，原始聚落的发展始于周朝之前。在武王伐纣前，燕便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关于燕国始封的事实，古籍记载出入较大，并无定论。北京大兴、北京房山、天津蓟县和河北涞水，都曾被认为是燕国始封地。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洽谈相关事宜。途经琉璃河时，吴良才发现了陶片。
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曾发掘著名的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从小受到熏陶的他，觉得这些陶片非比寻常，捡了一大包，兴冲冲地找到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秉琦一看，觉得这个地方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开始着手调查，但后来因为战争耽误了。
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提出去房山调查。这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此后，考古人员对琉璃河的探寻从未停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先后对琉璃河遗址开展过五次大规模发掘，其发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在北京考古史上仅次于周口店。
1974年，堇鼎和伯矩鬲先后出土，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匽侯”（“匽”同“燕”），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克盉、克罍中“命克侯于燕”等铭文，印证了《史记索隐》中记载的“封召公于燕”，并由召公的长子克就封等史实。
学界普遍认为，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铜器、漆器、车马器等材料有助于讨论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状况、制作工艺等问题，该城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推进到3000年前，使北京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建城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带铭文的青铜鼎。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带铭文的青铜器证明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
时钟拨回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重新启动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大墓重启，琉璃河带给人的惊喜不断。三年间，琉璃河遗址新发现宫殿区之外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发掘了小型夯土建筑3座，清理了西周早期墓葬5座，新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百余件。
2021年，一组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尊、卣、爵等器物的出土，为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实证。
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清楚地记得，这些青铜器出土于冬天。“1902号墓葬是偏中小型的贵族墓，面积仅有7平方米，能够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出土青铜器，已经算是比较惊喜了。”
王晶和队员们将几件青铜器整体提取到室内。清理过程中，首先打开了青铜卣的器盖，发现器盖内壁和器身内底部都铸有相同铭文，且比较清晰。“当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太保墉匽’的内容，感觉非常兴奋。”
卣中铭文可辨识：“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随后在匽侯宫进行宴飨。”“太保”即“召公”，该铭文与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克盉、克罍的铭文互为补充，是研究燕国早期历史的宝贵史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这篇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实证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堪称“北京之宝”。
曾出土过堇鼎的1901号墓发掘出的一件铜簋也饶有趣味。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公式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王晶介绍，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这一错就是3000年，这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对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M1901出土的铜簋，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墓中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此外，琉璃河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炭化植物种子，包括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反映出琉璃河先民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找到这些种子费了一番工夫。“我们会在现场收集土样，土中会有一些炭化的植物遗存，这些炭化的部分可以通过层层筛选找到，整个过程相当于‘洗土’，那些比较轻的种子就会浮到水面上，再借助显微镜，把它们一个个挑出来。”王晶说。
首次在大遗址中建立地理信息系统
相较于之前的发掘，新科技和考古方法的应用是此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自2019年以来，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了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这意味着，即使100年后，后人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找到已知的分布点。”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说，“这张图”将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
技术的进步同样有助于文物的现场保护。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文保专业人员针对不同材质遗物，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如，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
此外，王晶表示，他们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使用这个方法后，发现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还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通过这些，精准还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更加注重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些能为了解西周时期墓葬的下葬过程和丧礼习俗提供更多纯器物之外的信息。“我们已经确定了两种墓葬形态，即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郭京宁说。
2021年12月，王晶介绍西周早期墓葬M1901（原IIM253）发掘情况。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被琉璃河吸引而来的年轻人
伴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启，王晶这一代年轻的考古人走入3000多年前的北京城，也走入大众的视野。
历次重点考古成果的发布现场，都能看到王晶的身影。严谨、一丝不苟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她孜孜不倦地向媒体和公众讲述着发掘背后的故事，力图让每个人都能了解琉璃河遗址的价值。
能够深度参与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她感到十分兴奋，用她的话说，就是“神往已久”。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她，研究方向就是夏商周考古。“上学期间，老师也经常提到琉璃河遗址。”王晶回忆。
对于考古之外的事，王晶就多了些沉默。在她眼里，生活不过是“两点一线”，工地成了考古人的第二个家。
这样的工作对王晶和队员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用王晶的话来说，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她说，“虽然辛苦，大家都乐在其中。”
夏天的时候，为了让工地内的光线更充足、容易辨识，即便再热，现场往往也不搭棚子。冬天的时候，为了对遗址进行更好的保护，有时考古人员会给它们盖被子、搭棚子、加暖气。
“土遗址由于可展示性不强，往往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在王晶看来，需要和天气奋斗的不是人，而是遗址。“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牺牲人在野外考古的舒适度，来更好地保护遗址。”
谈及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期待，她表示，琉璃河遗址真正的辐射范围、建造城市时的布局理念、城内与城外的关系以及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一直想要搞清楚的。
“房山群众”送来三大箱暖手宝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表示，公众考古确实给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些新挑战。比如，考古人员接触的都是专业领域知识，如何把这些内容通俗易懂地向大众科普，需要花费一番功夫。
王晶乐此不疲。去年，第二届北京公众考古季举办，北京市文物局邀请20组家庭走进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共同探秘“最早的北京城”。
20组家庭在王晶和队员们的带领下，实地体验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试用探铲、观察土样、收集陶片、记录信息等。“在没有专业策展人员的情况下，我们把自己的考古工具加入展示台，给孩子们讲解考古工具怎么用，让孩子们了解具体的工作流程，在有一定观感的同时，还能消除一些‘考古是不是盗墓’的误解。”王晶表示。
在与公众交流的过程中，王晶发现，一些人是带着好奇心来的，能够问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听了自己和队员的讲解后，才发现考古原来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走的时候，公众收获满满，还对他们报以微笑，让他们照顾好自己。
“模拟考古不会破坏文物本身，还能让公众了解考古发掘的流程以及考古过程中要记录的信息。如果以志愿者或临时队员的身份真正参与考古发掘，则需要经过专业培训，不是拿上手铲就能直接上手的。”王晶说。
回想起这几年与公众的接触，也有一些暖心的事让她难忘。
2021年，《琉璃河考古新发现》网络直播举行，直播共三个多小时，带领公众走进考古现场，更有五代考古人齐聚，共同回忆琉璃河发掘背后的故事。
直播中，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队员在零下温度的室外，站在满是泥泞的墓坑里艰苦工作，嘴里不停呼出哈气，衣服上挂着冰冷的泥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直播结束后，有人将满满三大箱暖手宝放在了遗址外围董家林村口的岗亭，托人送到了考古工作站，还特意将快递单信息撕掉，只留下了‘房山群众’几个字。”王晶回忆。
三箱东西封箱不动，被妥善存放。当时，王晶和队员希望找到这位“房山群众”表示感谢，邀请他参观遗址，近距离感受考古工作的魅力。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能找到这位好心人。但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一直让王晶感到很温暖。
尽管考古工地上的事情繁多，但王晶表示，对于短视频、直播、媒体报道等，他们一直保持着开放、欢迎的态度。“毕竟，公众考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开发只是第一步，如何做好后续的保护、利用和展示，关系着文化遗产能否“活起来”。
琉璃河遗址是典型的考古大遗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认为，“一些大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应充分考虑城镇发展需求，通过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城市公园绿地、步道以及特定环境景观、建筑或设施等，促进大遗址融入当代生活”。
“进入立项名单后，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就进入了建设‘快车道’，目前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正在编制和完善之中。”郭京宁表示。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认为，把琉璃河遗址定位成考古遗址公园其实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考古遗址和周边环境要得到妥善保护，这样才能把它稳定地保护下来；二要通过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使琉璃河遗址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也促进房山的文旅发展；三要让考古遗址公园促进当地的就业，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所助益。
郭京宁强调，“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突出特色，避免‘千园一面’和过度公园化倾向，要让文化遗产有尊严、让琉璃河遗址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让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过程成为惠及民生的过程”。
下一步应如何更好地推进琉璃河的遗址保护与传承工作？郭京宁认为，一是要制定遗址规划，明确保护思路；二是开展持续考古，深挖遗址内涵；三是打造集文物保护展示、文化产业发展、休闲旅游、运动体验、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还要探索大遗址的展示、解说和传播方式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
“何以为都”
此刻，琉璃河遗址依然在紧张有序地发掘之中。在张中华看来，探寻北京城市之源的路任重道远。琉璃河留给后人的待解之谜还有很多。
纵观过去十年，北京考古事业飞速发展。“城市之源”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千年古都的“历史脉络”也在考古人员手中徐徐展开。
2017年，考古人员对明清时期的西板桥及河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为探索北京中心城区明代以来内金水河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2021年，正阳桥明代镇水兽的出土，对研究正阳门前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金中都考古首次发现护城河、城墙、马面等外城城墙体系，还发现了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等城址遗存，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城市更迭具有重要作用。
与之相对应的是，考古的“硬件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去年，原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调整设置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并保留了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牌子。
“名称的变更，体现了北京对考古工作的重视。人员组成上，我们也进行了优化，利于今后考古事业的发展。”张中华说。
根据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的特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设置了燕文化、辽金元、明清三个考古研究部。此外，还有文物保护研究部、文献资料研究部等。“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文物的现场保护等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对文物保护工作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张中华表示。
“从金朝到元明清，北京一直作为都城存在，我们希望找到更多北京‘何以为都’的考古学证据。此外，北京处于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我们想要弄清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北京的贡献在哪里。”他说。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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