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类书籍，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哪个比较推荐先读

吕著适合入门，钱著适合深造。

吕思勉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共计两种，一是《白话本国史》，二是《中国通史》（一名《吕著中国通史》）。前者出版于1923年，属早期作品，虽然被顾颉刚称作“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不过无论史实还是史见都有粗略之处（彼时他还没有把二十四史读到三遍以上）；后者分上下册，上册出版于1940 年，下册出版于1944 年，属成熟期作品，如今一说吕思勉中国通史，即指此版而言。从品质上讲，后者显然更胜一筹，可作为阅读中国通史的第一选项。其优点是清晰，尤其上册，分作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条目，千年兴衰，一目了然；缺点则是单薄，这由其写法所决定，以区区两册规模，论数千年沧桑巨变，只能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是以此书只适合入门，而非深造。

相形之下，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则适合深造而非入门。我们都知道，钱穆是二十世纪中国三大儒之一（另两位是马一浮和梁漱溟，对比这三人，马一浮以学问见长，梁漱溟以风骨见长，钱穆以教育见长，马一浮令人景仰，梁漱溟令人敬畏，钱穆令人亲近），基于儒家的思想本位，他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未免太深了，从而沉淀为一种成见——吕思勉对中国传统不缺温情与敬意，却谈不上有什么成见，这才是现代史家应具的态度——这容易误导初学者，却不妨作为研究者的靶子。此外，钱穆一生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新亚书院三度讲授中国通史，新亚的讲义，由其弟子叶龙记录整理，成《中国通史》一书，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叶龙还整理出版了钱穆讲授的中国经济史、文学史等）。《国史大纲》系文言写法，讲义偶用文言，主体则是白话，故而明白晓畅，通俗易读。对文言无感或反感的朋友，不妨考虑后者。

吕思勉可以算是民国最早期的那批史学家之一，他的《中国通史》也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的通史著作，是史学上的老前辈了，因为他的《中国通史》出书非常早，所以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武断的观点非常多，且很少列举证据支撑自己的观点，会让人觉得吕思勉缺乏考据论证和科学读史观，但其实吕思勉在当时也是疑古派学者之一，参与过顾颉刚的《古史辨》编纂，因此《中国通史》里面很多观点的支撑的证据都在吕思勉所著的其他书籍里找到。另外此书毕竟也是最早的通史著作，有很多落后的观点和没有辨析透的看法也实属正常，被后面众多学者超越也是正常的事，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

《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中学时受学于吕思勉，可以说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对钱穆有一定影响。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学者著述的通史类书籍不同，钱穆的《国史大纲》极富有感染力，他作此书确实有科普和叙述历史过往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传达一种极正的历史观、文化观。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是常事，异族入侵统治中原也有过多次，但他们最终被儒家文化吸收，成为了现在的中国人，曾经的鲜卑民族和满族也都被汉化成汉民族。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一个人没有民族精神、爱国精神，那这个国家和民族会怎么样？无法想象五胡乱华之后，中国北方汉民族胡化；清朝入关后，汉民族女真化；列强入侵中国后，汉民族的洋化的局面。钱穆的《国史大纲》正是以一种文化进步观来看待中国历史的进程，刘梦溪评钱穆：“治国史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隽，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所以鄙人极力推荐钱穆的《国史大纲》为读史首选。

另外，无论是钱穆也好还是吕思勉也好，还是其他学者，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精通所有朝代，钱穆擅长思想史，断代史以秦汉史著名，当代学者牟宗三曾说：“秦汉史都以钱穆为最”，在评述其他朝代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误解，这是所有通史著作都不可避免的失误。所以无论是钱穆的《国史大纲》也好，还是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也好，或者是其他学者的通史巨作都不要太过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