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出版于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史学代表作，是一部享有盛誉的中国通史著作。这部通史著作上承夏商周三代，下迄20世纪中叶，纲举目张地叙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该书一经出版，便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用书，全国风行，可谓20世纪现代史学家所撰中国通史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在《国史大纲》发表后的近一个世纪内，赞其者曰“胜义纷陈”、“千载只眼”，于家国危难之际凝聚民族精神。另一反面，批评者的矛头则多指向其替专制政体辩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过分保守乃至自恋。两造观点可谓针锋相对，至今仍有争吵。
“一代词宗”夏承焘读完后意欲投身史学
顾颉刚：“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吕思勉：诚之（编者注：吕思勉，字诚之）师盛赞余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转引自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严耕望：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牟润孙：全书自尧舜以迄民国，为完整之中国通史。识见、议论、编排、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誉史学界，诚非幸致。钱氏怀爱国之热忱，于我国文化之构成发扬递嬗诸端，阐述最为详明。举凡历史上重大事件如统一、分裂、强盛、衰亡等，钱氏悉能掌握其原因、结果、发展线索，予以清楚叙述。盖其所重者在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而非徒如前人之拘牵于朝代帝室之兴衰。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痛加针砭，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苟徒以字句考据求之，如买椟之还珠，非所以知钱氏也。（《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
余英时：有一次我们讨论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说明他和陈寅恪的看法有何异同之处。他认为陈寅恪过分强调了宇文泰个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但认为专题考证的具体结论和通史所需要的综合论断未必能完全融合无间。我举此一例，以见《国史大纲》并不易读。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含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胡昌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学史里，钱穆的《国史大纲》可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民国三十年以来，尤其在台湾，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对国史的认识都直接或间接受这本书的影响。这影响力来自书中观点的一贯，史实被叙述成一个前后相关有其意义的脉络。”（《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德国历史主义》，《史学评论》第6期，华世出版杜1983年）
用“士人政府”替专制辩护？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通读钱氏一生的著述，“士人政府”的观点当形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撰《国史大纲》时。所谓“士人政府”，初指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朝之政制及特点；后来不断发挥，用来泛指中国传统政制，并称其是中国传统的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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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撰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而他七八年前编撰的《秦汉史》，则并无“士人政府”等观点；《国史大纲》中用来论证“士人政府”之史事、史料，如“复古更化”、设“五经博士”等，在《秦汉史》中都另有一种解读，且与《国史大纲》大相径庭。如，《国史大纲》说武帝朝的“复古更化”，“为西汉文治政府立下一规模”；说“中央政府文治思想，由贾谊开其端。而走上复古更化之路，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然《秦汉史》则说“武帝一朝政治，如封禅巡守、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外征四夷，种种所谓复古更化者，皆已于此诏册中及之。而社会经济之贫富不平，为刑不轻、奸不改、风化不流、政令不行之根源，乃当时政治上惟一真实之问题所在，则武帝不徒未经注意，抑且以其种种之复古更化，而促其现象之加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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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对武帝朝之论叙，常与文、景、昭、宣时之恭俭无为相比较，以说明武帝朝“有儒生之言礼乐，而不免于拘。有方士之推阴阳，求神仙，而不免于诬。有辞赋文学之士之颂功德，而不免于誇。至于帝王之纵其私欲，群下之争于迎合，而为之主张取舍，则岂能有当！”而《国史大纲》关于武帝朝之所叙，或与昭宣时代相衔接，作为“士人政府”之起始；或与汉初治法相比较，为显示政制演化之进步。简言之，《秦汉史》多取反思态度、批评立场；《国史大纲》则多取辩护态度、称颂的立场。至于不能与之融洽之史事、史料，《国史大纲》大多略而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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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前期的治学，多致力于考证，是为学术史上的学者伸冤鸣不平；后期的治学多偏向历史的义理诠释，是为中国文化伸冤鸣不平。若以《秦汉史》与《国史大纲》做比较，我们还可以说，前期的论史多抱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后期的论史多持称颂与辩护的立场。也是从这个时期起，钱氏逐渐与政府上层发生了联系，尤其是定居台湾以后，此种联系越发密切。这无疑对他后期的治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国史大纲》成书于1939年国难当头之时。通读全书，先生对中国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总称之为“中国历史精神”）的钟爱之情跃于纸上，严“华夷之防”贯通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阐释之中。然其惴惴不安者，并非单单关注“外邪”的侵袭，最令其揪心、痛心者却是民族、国家“所流通之血脉枯绝”、“社会元气之斲丧……生机奄息不复”，故对国史的探求特强调绝不可将“生原”（民族潜在之本力）与“病原”（造成一时病态之外邪内毒）混为一谈，反对“非自顶至踵脱胎换骨不可的激进史观”（见《引论》）。
或许我们有理由对其过分文化自恋的立场持异议（我个人也有此同感）。但决没有权利不尊重他的那份感情（只要回想一下当时他的讲课受青年热烈欢迎的情景，即知其有他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魅力），以及他对一个民族想医治衰病时应不应立基于自身“元气”、“生机”、培养的诘难。后者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中西如何会痛的难题，值得深思。（《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
李敖：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的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后，这真是怪事。（《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胡文辉（《羊城晚报》编辑）：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