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你会想起谁？是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还是伊万·蒲宁？你是否会好奇这些文学巨匠如何影响彼此，又如何一同讨论文学？晚年的托尔斯泰曾如何解答后辈的疑惑；契诃夫在和友人交谈时都喜欢聊些什么；当时的俄国文坛几乎没有谁没模仿过普希金？
这些时间坍塌后留下的记忆全部被蒲宁落成文字，集结成一本《蒲宁回忆录》，让我们可以窥见俄罗斯那个时代的真实文化图景与各位文艺巨擎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蒲宁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他的写作继承了俄国文学的古典传统，被称为继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继承人。在《蒲宁回忆录》中，蒲宁不仅回忆了他曾见证的发生在这些大师身上的真实故事，也记录了俄国变革时期人民亲历的动荡与真实生活。
如何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坚持做一个孤绝的人？
当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一个有月色的寒冷的傍晚，我终于跑到目的地了。我站住，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四周一片荒凉、静寂，巷子里虽有月亮，却是空荡荡的；大门就在我面前，便门开着，院子里堆着雪。深处，左边是农村的房子，有些窗户闪着微红的亮光，再往左，在房子后面——是花园，花园上空神话般美妙的冬日的星星静静地嬉戏着其五颜六色的光束。
是的，周围的一切都像神话一般：多么独特的花园！多么不同寻常的房子！这些闪着红光的窗户又是何等的神秘和意义深邃。要知道，它们的后面就是——他。而且那么静寂，连心跳都能听见（高兴和情怯的思绪引起的心跳）。是否最好看看这所房子后就跑回去算了？
终于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了院子里，在房子的台阶上按了铃。门立即开了，我看见一个穿着质地不算精良的燕尾服的仆人，看见亮堂堂的前厅，温暖、舒适，衣架上挂着短而轻的皮大衣和毛皮袄，其中有一件旧短皮祅最为显眼。正面直对着我的是很陡的、铺着红色呢绒的楼梯。右边一点，在楼梯下面是一扇闭锁着的门，从门后面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和欢快的年轻人的嗓音，与这所不同寻常的房子非常不相称。
“请问贵姓？”
“蒲宁。”
“什么？”
“蒲宁。”
“是。”
仆人快速地登上楼。使我惊讶的是，他立即又一只手扶着栏杆，像一只大圆桶那样连蹦带跳地跑了回来：
“请您到楼上大厅里等一下……”
在大厅里我更惊讶了：刚踏进门，还没有开始等待，大厅深处，左边一扇小门便立即打开了，有一个人从门后面快速地不大灵活地抬起并露出两只脚（因为小门后面有两三个台阶通向走廊）。一个高大的留着小胡子的人，好像稍稍有点罗圈腿，他穿着宽大的用灰绒布缝的肥大如囊的男式短上衣，裤子也同样肥大，更像灯笼裤，穿一双圆头的矮帮皮鞋，动作异常的敏捷轻快，目光锐利，眉头紧锁。
他很快地径直朝我走来，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他的步态和整个坐下来的姿势，都有点儿像我的父亲。他快捷地（膝部稍稍打弯）走到我的跟前，伸出手来，更确切地说是手掌向上地挥出一只大手来，抓住我的整个手，轻轻地握一握，并出乎意料地微微一笑，一种令人神往的、亲切的，同时又有某种悲伤甚至接近怜悯的微笑。我看见，那双天蓝色带灰色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可怕，而且不尖锐，只是像野兽般灵动，所剩无几的柔顺稀疏的灰色头发（头发的末梢有点卷曲），像农民那样梳成笔直的分头，一对很大的耳朵挂得非常高，眉毛的弧形凸起，胡子干燥、单薄、杂乱、透亮，可以看见稍稍突出的下颚……
“蒲宁？我在克里米亚同您父亲见过面？您也在莫斯科住了很久了？为什么？来找我？您是一位年轻的作家？您写吧，写吧，如果您很想写的话。只是要记住，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生活的目的……请坐，您就说说自己吧……”
他说话也和走进来一样匆忙，霎时做出好像没看见我发窘的样子似的，急忙地要我摆脱窘境。
他还说了什么呢？
他一切都打听得清清楚楚：
“是单身汉？结婚了？只能同成为妻子的女人生活，永远不能遗弃她……您想过简朴的劳动生活？这很好，只是不要勉强自己，不要徒有其表，在任何生活中都可以成为好人……”
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相当高的老式瓷灯在玫瑰色的灯罩下放出柔和的亮光。他的脸在瓷灯的后面，在轻薄的阴影下我看到的只是他男式上衣的柔软的灰色料子以及一只大手，我很想用充满激情的真正儿子般的柔情贴近这只手。我听见了他的老年人的有点儿近似女中音的声音，带有一种有点突出的下颚所特有的声音……突然，传来一阵绸子衣服的沙沙声，我一看，战栗了一下，站了起来：从客厅从容不迫地走来一位身材高大、服装漂亮的太太，黑色的真丝连衣裙闪着亮光，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生动的深黑色的眼睛：
“列昂，”她说，“你忘记了还有人等着……”
于是他也站了起来，带着一种抱歉的甚至是对不起的微笑，用他那一双小眼睛直视着我。在他的眼睛里仍然有某种隐约的忧郁，他又一次抓住我的手……
“好吧，再见，再见，上帝保佑您，您若是在莫斯科，就常来看我……不要向生活期待太多的东西，我们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生活中没有幸福，只有幸福的闪光——珍惜它们吧，依靠它们去生活……”
于是我走了，跑了，并度过了一个完全疯狂的夜晚，不断地在梦中看见他，带着惊人的亮度，在某种古怪的混乱中……
契诃夫的世界
我是1895年在莫斯科同他认识的。当时我们匆匆见了一面，若不是我记得他很富特征意义的几个句子，或许已想不起这件事了。
“您写得很多吗？”有一次他问我。
我回答说写得不多。
“不行。”他用一种低沉而洪亮的男中音几乎是阴沉地说。“要知道， 需要工作……一辈子都要……孜孜不倦地……”
沉默了一会儿，又没有明显联系地补充说：“我认为，故事写定后，应把它的头和尾都删掉。在这里，我们小说家最会撒谎……”
自从这一面之交和偶然的谈话（谈话中提到了契诃夫最喜爱的主题——关于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工作中要做到真实和简洁到禁欲主义的地步）之后，直到1899年的春天，我们都没有见过面。在我到雅尔塔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堤岸上遇见了契诃夫。
“您为什么不来看我呢？”他说，“您明天一定要来。”
“什么时候？”我问他。
“早晨，八点钟。”
他大概发现了我脸上惊奇的神色，便解释道：“我们起得早。您呢？”
“我也起得早。”我说。
“好，那么您一起床就来吧！我们一块儿喝咖啡。您喝咖啡吗？”
“有时候喝。”
“您就每天喝吧，那是非常好的东西，我工作的时候，规定自己直到晚上只喝咖啡和汤。早晨——喝咖啡，中午——喝汤。否则我就工作不好。”
我对他的邀请表示了感谢。我们默默地走过了整个堤岸，并在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
“您喜欢海吗？”我说。
“是的，”他回答说，“只是它已经十分荒凉了。”
“这也很好。”我说。
“我不知道。”他答道，眼睛透过夹鼻眼镜看着远方，在想什么自己的事情。“我认为，做一个军官，做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很好……坐在随便一个有人的地方，听快活的音乐……”
于是，他按自己的方式，沉默了一会儿，又是没有明显联系地补充说：“描绘海是非常困难的。不久前我在一本学生的笔记本上读到一篇东西，您知道他是如何描写海的吗？‘海是大的。’就这一句。我认为写得非常好。”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矫揉造作。不过，把契诃夫与矫揉造作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只有那些对契诃夫没有任何了解的人才会这样做。一位很了解契诃夫的人说：“我坦率地说，我碰到过有不亚于契诃夫的真诚的人，但是，像他那样简朴，像他那样与任何空洞的辞藻、任何装腔作势都如此格格不入的人，我却不记得有。”是的，他只爱真诚的东西，本性所固有的东西（只不过不是粗陋的和落后的），而且明确地不能容忍说空话的人、书呆子和伪君子，尤其是那些已经如此进入角色、以至于把角色变成了自己第二本性的人。
在自己的作品中，契诃夫几乎从来没有谈过自己——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观点，这就出现了（顺便说一说）下面的一种情况：很久以来就有人把他看作是无原则的人，非社会的人。在生活中他也永远不醉心于“自我”，很少关心自己的好恶 ：“我喜欢这……”“我不喜欢那……”——这不是契诃夫的词句。
但是他的好感和憎恶又是非常坚定的、明确的。在他的好感中占第一位的正是自然性。“海是大的……”他正是带着对事物的最高的简朴的不断的渴求、对一切过分奇巧过于勉强的东西的憎恶才觉得它“非常好”。而他的关于军官和音乐的那些话，则说明了他的另一个特点：克制。从大海到军官的突然过渡，无疑是由他深藏在心的关于青春和健康的忧伤引起的。海是荒凉的……而他却喜欢生活，喜欢快乐，而且近几年来，这种对快乐的渴求尽管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却特别频繁地表现在他的言谈中。不过，也就是表现出来罢了。
1895年，我在莫斯科看见的他是一个中年人，戴着夹鼻眼镜，服装简朴却令人愉快，相当高的个子，体态非常匀称，行动非常轻捷。他殷勤地欢迎了我，但是很简便。当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不习惯第一次见面的这种举止，以为这种简便是一种冷淡。在雅尔塔我发现他变化很大：他瘦了，脸也变黑了，整个面容却像从前一样，显露出他所固有的优雅。
不过这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优雅，而是一个饱经风霜并且有着更高尚体验的人的优雅了，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更温和了……不过总的来说，他差不多还是像在莫斯科时那样：殷勤，但沉着，说起话来相当兴奋，不过说得更简明扼要了。谈话的时候，老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让交谈者自己去捕捉其思想潜流中的中间环节，并且透过夹鼻眼镜，稍稍抬起脸，老是望着海……在堤岸上遇见他的第二天早晨，我便到别墅去见他。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快活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是我和契诃夫在小花园里度过的。他非常活跃，说了很多笑话。顺便说一句，他还给我念了他所写的唯一的（如他所说）一首诗《兔子和中国人 · 儿童寓言》。从此以后，我就越来越常去看望他了，后来完全成了他家里的自己人。相应地，契诃夫对我的态度当然也改变了，变得更活跃更亲切了……但却仍旧是那么克制，这不仅表现在对我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他对最亲密的人的态度上。也就是说（正如我后来亲自证实的），这不是冷淡，而是某种更重大的东西……
契诃夫的克制也表现在许多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证明他禀性的罕见的力量。例如，谁听见过他诉苦呢？而他可诉苦的原因却是很多的。他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开始工作的，当时他还年轻，家里很穷，写作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处在可以把你最旺盛的灵感熄灭的环境中：在一个小房间里，周围都是说话声和喧闹声，经常就在桌子的一块小地方，四周不仅坐着全家人，而且还有一些客人——大学生。他长期过着贫困生活，后来……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听见过他对命运的抱怨。
这却不是由于他的性情深沉，也不是因为要求不多，虽然在生活方式上他少有的高尚朴素，可同时他也绝对地憎恶灰溜溜的贫困生活……他二十四岁就得了折磨人的疾病，这种病顽固地将他导向死亡。但是读者——听见过如此多痛苦作家哀号的俄罗斯读者——知道这一点吗？病人都喜欢自己享有的特权地位。病人中最坚强的人几乎也乐于激愤地、痛苦地、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病痛而折磨周围的人。可是契诃夫却是带着真正令人惊叹的勇气承受了病痛和死亡！甚至在他最难受最痛苦的日子里，往往也没有任何人料到他有这么痛苦。
“你不舒服吗，安东？”他母亲或姐姐看见他闭着眼睛坐在圈椅里，便问他。
“我？”他张开没戴夹鼻眼镜的明亮而又温顺的眼睛，安详地回答说，“不，不要紧，有点儿头痛。”
他热爱文学，也谈论各个作家。叹赏莫泊桑、福楼拜或者托尔斯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快乐。他特别地经常地带着喜悦谈论的正是这些作家，还有就是莱蒙托夫的《塔曼》。
“不能理解，”他说，“他怎么在小孩子的时候就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瞧，居然写了这样的东西，而且还写了轻松的喜剧，那么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了！”
不过，他关于文学的谈话却完全不同于平常的职业的谈话，这种谈话由于其小圈子的狭隘性和那纯粹是实际的而且多半是出于个人利益的吹毛求疵而令人十分厌恶。契诃夫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可是他与大多数写作的人有明显的不同，甚至文学家这个词对他也不合适，就像这个词不适合托尔斯泰一样。因此，只有当契诃夫知道他的交谈者在文学中喜欢的首先是艺术，无私的自由的艺术的时候，才会谈论文学。
“不应该给任何人阅读自己发表之前的作品，”他常常说，“主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去听任何人的忠告。我犯了错误，我撒了谎——就让错误只属于自己好了。自从莫泊桑对自己的技巧提出了种种高要求后，工作就困难了，但毕竟还是要工作，特别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且要大胆地工作。有大狗，也有小狗，但是小狗不应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感到难为情；大家都应该吠叫——上帝赋予你什么样的嗓门，就用什么嗓门叫好了。”
说起普希金
“要求回答：1）您对普希金的态度如何？2）您是否模仿过他？3）总之，他对您有过什么影响？”
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不是由于俄罗斯，但却是按“新的”正字法发表的。
一般地说，我早就感到有点儿奇怪：近几十年来对普希金怎么会有如此的兴趣呢？在“新的”俄罗斯文学中有什么与普希金相同的东西呢？普希金乃是简朴、高尚、自由、健康、智慧、节律、韵律、审美力的化身——能够想象有比“新”文学更对立的东西吗？看看这个征询表，我现在也还感到奇怪。然后是，“您对普希金的态度如何？”——这是一个何等特殊的问题。在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里，有一个讲习班的学生问一个庄稼汉：
“喂，请你说一说，你的同村人对你是什么态度？”
于是庄稼汉回答说：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对我有什么态度。”
瞧，我也可以这样回答：
“我无论如何不敢对他有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只有在现在，在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死后才有可能回答。
“总之，他对您有过什么影响？”这怎么去查对，怎么说呢？他什么时候进入我的世界，我什么时候认识他和喜欢上他？可是俄罗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世界？我什么时候认识并喜欢上俄罗斯的天空、空气、太阳、亲人和亲近的人呢？
要知道，从我的生命的最初开始，他就（如此特殊地）和我在一起了，他的名字我在婴儿时期就听到了，不是从老师那里知道的，不是在学校里知道的，而是在我出生的那个环境里（当时大家就在谈他，经常读他的诗）知道的。
我们的家里——父亲、母亲、兄弟都谈论他。这就是我最早的回忆之一：一种徐缓的、像古时候那样有点装模作样的慵懒而又亲切的母亲的朗读：“海湾上有棵青青的橡树，橡树上牢系着一条金链……”“美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唱那悲哀的格鲁吉亚的歌……”她在对普希金不同寻常的崇拜中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和他同龄的青年时代，她们偷偷地在自己的秘藏的笔记本里抄录《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她从其中给我背诵了整整好几页，而她自己的名字也叫柳德米拉（柳德米拉 · 亚历山德罗夫娜），于是我便把年轻的她（即我所想象的年轻的她）同普希金作品中的柳德米拉混同起来了。
对于我童年和少年的幻想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她的青春及她生长的那个世界（在那个庄园里有多少奇妙的带有普希金诗歌的纪念册啊）更美、更富有诗意的了，我怎么能不崇拜普希金呢！而且不是简单地把他作为一个诗人崇拜，还把他作为我们自己的诗人来崇拜。
“昨天，我跟骠骑兵去喝潘趣酒……”她带着温存的、忧伤的微笑念道。我便问她：
“妈妈，跟哪一个骠骑兵呢？伊万 · 亚历山德罗维奇叔叔以前也是骠骑兵吗？”
“我看见枯萎的、无香味的、在书中被遗忘了的花……” 她朗读道。这就再一次加倍地让我感到迷惑了。要知道，我在安娜 · 伊万诺娃祖母的纪念册里也看到过这样的花……
后来就是——最初的青春年华的快乐时日，最早的爱情和诗歌幻想，初读迷人的大部头作品时的自觉的喜悦（这些作品不是从“大众图书馆”借来的，而是从我家祖传的书橱里取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普希金文集》）。所以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同他一起度过的。有时候是他在我身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感情，有时候是我始终不渝地跟随着他的诗歌在我身上产生的感情。后一种情况更多。
你瞧，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高兴地醒来，当我在他的诗里正好看到一句“严寒和太阳，奇妙的日子……”时，我怎么能不把它重念一遍呢？你瞧，我正准备去狩猎，“并碰到给我送早茶的仆人，便问他：暴风雪停息了吗？”你瞧，冬日暴风雪的傍晚——难道“暴风雪用雾气把天空遮住”，这句诗给我的印象也和给别人——比如那个出生在莫斯科特鲁布的勃留索夫——的印象一样吗？
你瞧，在春天的暮色里，我坐在黑暗的客厅里一扇打开的窗户旁边，他又跟我在一起，表达我的幻想，我的哀求：“啊，亲爱的德丽娅，快一点，我的美人，金色的爱情之星升天了……”你瞧，天已经完全黑了，整个花园里，夜莺在陶醉，在啼啭，而他却问道：“子夜时分您听见小树林后面有爱情的歌手、悲伤的歌手吗？”
瞧，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的床边一支悲伤的蜡烛”（而不是电灯）在燃烧。我又是用他的词语来吐露我自己臆想出来的青年的爱情：“摩耳甫斯在早晨之前给我的痛苦的爱情以快乐吧！” 而第二天早晨，奇妙的五月，我全身心都充满了本能的生活乐趣，我躺在小树林里，在阳光明媚的星期五，在甜蜜的鸟儿的歌声的伴随下——我好像是为自己念了几行正是为这个小树林而写的诗。
在黄昏的绿荫如盖的小树林里，
在那里，在香草中发出淙淙声，
缓缓地流着一条清澈的小溪！……
在那里，又是“森林脱下了它的深红色的衣裳，秋播作物的幼苗由于疯狂的游戏而饱受痛苦”——由于那个我也如此狂热地参加了的游戏。而你瞧，庄严忧郁的秋夜里，在我的老花园的后面静悄悄地升起了又大又红的、雾气沉沉的月亮：“在松树林后面，雾蒙蒙的月亮像幽灵似的升上来了”——我一面用他的语词说话，一面狂热地幻想着那个在某个地方、在另一个遥远的国度里、这时“正朝着被喧嚣的波浪淹没了的堤岸”走去的女人——可我现在何以能断定：当时的痛苦是上帝还是他，普希金，按某种美好而又忧伤的女性形象指派给我的呢？
然后是到高加索，到克里米亚的旅行。在那里，是他还是我？——“在相吻的塔夫里德的绿色波浪的中间”，看见了早霞上的涅瑞伊得斯，看见了“山岩上穿着白色衣裳站在波浪上面的姑娘，当时，大海一面在暴风雨的早雾中汹涌澎湃，一面与堤岸嬉戏起来”——于是我永志不忘地回忆起来：我的马也曾经奔驰在“山上，在亲爱的沿岸地带”，在那个“风平浪静的”早晨，这时全部感情都在向旅行者招手——
发绿的液体
在它面前发出拍击声和喧嚣声，
在阿尤达格悬崖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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