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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曾祺的笔下，一草一木皆有一种可爱的光辉。
他在《做饭》里写，“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他像是眷恋这种生之乐趣的人，或者说，他被这种生之乐趣所眷恋，才能在平常的日子里，发现如此多的闪光与动人。
实际上，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动荡，幼时生母去世、青年时期战乱、中年时期的文革与批斗，但他却依然秉持着对美好的体悟，那篇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地位的著名短篇小说《受戒》，是他在60岁那年完成的。
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让我们再一次找寻并重温这位伟大又可爱的“老头”在生活中与文字里那些让人忍俊不禁或者发人深省的10个瞬间，关于他的初恋、他爱好的口味，喜欢的外国作家以及做饭时的小讲究，这是汪曾祺最珍视的“日常”，也是最具温度的片段。
1.汪曾祺的“法名”
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家里人怕他长不大，按当地民俗，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和尚庙、道土观里都记了名，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鳖”。1925年，汪曾祺曾在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这个幼稚园只有一个女教师，名叫王文英。
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对汪曾祺，她是老师，也是母亲。
1982年，汪曾祺回到故乡，特地去看望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
2.曾在庙里住过
《受戒》是汪曾祺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作品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汪曾祺曾经写过《受戒》的创作背景，提到了自己的家乡和童年——
“我写的那个善因寺是有的。我读初中时，天天从寺边经过。寺里放戒，一天去看几回。
我小时就认识一些和尚。我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庵里，去看过一个戒行严苦的老和尚。他年轻时曾在香炉里烧掉自己的两个指头，自号八指头陀。
我见过一些阔和尚，那些大庙里的方丈。他们大都衣履讲究（讲究到令人难以相信），相貌堂堂，谈吐不俗，比县里的许多绅士还显得更有文化。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个县的文化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下的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就住在小说里所写的‘一花一世界’那几间小屋里。庵名我已经忘记了，反正不叫菩提庵。菩提庵是我因为小门上有那样一副对联而给它起的。
庵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明海是没有的。倒是有一个小和尚，人相当蠢，和明海不一样。
至于当家和尚拍着板教小和尚念经，则是我亲眼得见。这个庄叫庵赵庄。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写的那样。
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3.汪曾祺与父亲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的父亲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出生，故名菊生。
汪曾祺对家的印象里很大篇幅都是对父亲的，他在文章写道：“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搀和进来了。”一个父亲能如此深深影响到儿子，是如何做到的呢？
父亲对他的疼爱无微不至，他曾经带着年幼的汪曾祺去江阴投考中学，因为居住的客栈里臭虫很多，于是他便点了一支蜡烛，彻夜用烛油滴在臭虫上。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元宵节，他用通草（我们家开药店，可以选出很大片的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西洋红很贵，齐白石作画，有一个时期，如用西洋红，是要加价的）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
4汪曾祺的初恋
——他在家写情书，他爸在一旁瞎出主意
1935年，汪曾祺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了长江南岸的江阴，在南菁中学读高中。
汪曾祺后来这样描绘江阴：“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
正是在这里，汪曾祺遇上了他的初恋，同班同学夏素芬。
从前的江阴
他没有描述过初恋的外貌，但从他叙写江阴水果店的文字，很能窥见朦胧的诗意——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汪父）在一旁瞎出主意。”
过了不久，在一次友人宴请之后，我扶他走过街天桥回家，他由于喝了点酒，情绪激动，借着酒劲，趁师母不在眼前，主动要求向我'坦白'，还43年前的一个'梦'，指他17岁在江阴上学时的初恋。
汪曾祺与施松卿
5.汪曾祺的西南联大
——“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褀写的还好!”
一九三九年，汪曾祺十九岁，孤身一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考大学。当时他计划第一志愿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组建的西南联大，第二志愿是昆明艺专。
不巧的是，他刚到昆明就染上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他注射强心针时，汪曾祺觉得自己似乎到了最后关头，问她:“要不要写遗书?”
他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就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发榜一看，居然考中了西南联大中文系。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受到沈从文先生的赏识。当时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沈从文平时住在乡下，有课时再进城讲课。沈先生每次进城，汪曾祺都去看他，向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聊天，陪他上街买东西。有一汪曾祺喝醉了，坐在路边，沈先生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汪曾祺，就和几个同学把他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茶，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是个怪才，善能胡诌，也很受闻一多先生欣赏。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以给学分。有一次，汪曾祺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了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褀写的还好!”
西南联大教授，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汪曾祺写的什么呢？他只写了李贺的一个特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
6.汪曾祺的画
——《中国马铃薯图谱》与《口蘑图谱》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样布局（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划几道印子），画花头，定枝梗，布叶，勾筋，收拾，题款，盖印。这样，我对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领会。”
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汪曾祺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而高中时因为学校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
而后他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
之后，汪曾祺到剧团写剧本又开始重拈画笔，他买了一刀元书纸，开始画画，便一发而不可收。
汪曾祺的画
7.会吃的汪曾祺
——他也受不了折耳根
汪曾祺懂吃。
在《四方食事》口味里他写：那天吃的是炸油饼，他们吃油饼就蒜。我说：“吃油饼哪有就蒜的！”一个河南籍的炊事员说：“嘿！你试试！”果然，“另一个味儿。”
汪曾祺 《南人不解食蒜》
汪曾祺什么都要试试，比如切脍。他在《四方食事》切脍里引《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斫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
抗战时候，汪曾祺在云南住过，口味儿受云贵影响大。他说：“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
也有他不喜欢的，“有一个贵州的年轻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
他写下《受戒》这篇名作的同时，也不忘怀念那里的小吃，他在南菁中学上学时很喜欢吃的一种零食——
“江阴出粉盐豆。不知怎么能把黄豆发得那样大，长可半寸，盐炒，豆不收缩，皮色发白，极酥松，一嚼即成细粉，故名粉盐豆。味甚隽，远胜花生米。
吃粉盐豆，喝白花酒，很相配。我那时还不怎么会喝酒，只是喝白开水。星期天，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疾词，别是一番滋味。我在江阴南菁中学读过两年，星期天多半是这样消磨过去的。”
8.汪曾祺与孩子
——我要下蛋了
等到女儿起床，他冲进屋内开始“下蛋”。家人开玩笑：“老头儿，又憋着蛋了？”他头也不抬，一边奋笔疾书，一边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据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因为父亲很少发脾气，所以在家就“受欺负”，全家人都叫他“老头儿”，“开始是我妈这么喊他，后来我们也没大没小，跟着我妈这么叫，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也这么叫，他听了都乐呵呵的，在我家是‘母道尊严’，没有‘父道尊严’和‘爷道尊严’。”
汪曾祺夫妇与子女及妻妹(右一)合影
汪曾祺与孙女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乡时，汪朗刚上小学一年级，拼音字母还没学完整，待学会后用拼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汪曾祺没学过拼音，但是为了给孩子回信，自己现学了拼音，对孩子充满了爱护之情。
在工厂上班时，汪朝曾经上三班倒，下了夜班睡不着觉，脾气很暴躁，“我爸想来我屋写东西，我就跟他发脾气说影响我睡觉，我下中班回家很晚，他都已经躺下了，还会起来给我做夜宵，然后再回去睡。我有时候上中班不想起床，他就说：‘要不我给你端床上吃？’我妈一听就火了，‘在床上吃，像什么样子！’我爸吓得不敢说话了。”
汪朗上大学后，妈妈让汪曾祺给儿子讲写作文，说好几遍老头儿都不理，脖子一梗，“我那时候谁教过我？”被逼无奈，拿了刚出的《古文观止》，找了一篇《五柳先生传》给汪朗讲，结果教了半天就再也不教了。
9.在家做饭有讲究
——从来不做特别普通的菜
汪曾祺在家里，承包了家里做饭的重任，他的拿手菜包括—— 红烧肘子、水煮牛肉、凉拌腰片。
汪曾祺对于饭食特别讲究，从来不做特别普通的菜，儿子汪朗回忆，“比如肉片炒柿子椒，不做，因为觉得平庸，像食堂大锅菜，他不吃也不做。其实他吃得少，但是看大家爱吃就高兴，他做菜必须色香味俱全，还要雅致，虽然并不用什么高级的原料。”
除此以外，汪曾祺还有一道经典菜就是改良版的大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因为在北京，就做出了自己的改良版，他用豆腐皮卷起来切，拿开水煮，再泡，汤比扬州的厚重，因为他用鸡架子熬汤，放骨头火腿干贝冬菇丝，厚重和鲜度都有了，每次做都被吃得一干二净。”
1988年，聂华苓夫妇访问大陆。官方宴请几次后，作协外联部忽发奇想，请汪老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
汪老很爽快地答应了。
聂华苓夫妇
于是，汪曾祺在家中露了一手，其中就有扬州的大煮干丝、炝瓜皮、干煸牛肉丝。
他透露，其实大煮干丝没什么诀窍，什么鲜东西都可往里搁。干丝上桌前，要放细切的姜丝。据他回忆，聂华苓吃得非常开心，最后竟端起大碗，连大煮干丝的汤，都喝得光光的。
10.汪曾祺与外国文学
——阿索林的意识流是覆盖着阴影的，清凉的，安静透亮的溪流
汪曾祺是中国较早、而且有意识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在接受中国文学和艺术传统影响的同时，汪曾祺也受到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很深。
汪曾祺曾经撰文写过，“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即使有人从来不看任何外国文学作品，即使他一辈子住在连一条公路也没有的山沟里，他也是会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尽管是间接又间接的。”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为避战乱，汪曾祺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庵里，身边所带的书，除为了考大学用的物理、化学教科书外，只有一本《沈从文选集》、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可以说，是这两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
汪曾祺在大学里读的是中文系，但是课外所看的，主要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汪曾祺在《西窗雨》中说到了自己的外国文学喜好，“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很怪的作家，他好像把文字随便丢来丢去，就成了一篇作品。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诃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
从契诃夫后，俄罗斯文学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契诃夫
苏联文学里，我喜欢安东诺夫。他是继承契诃夫传统的。他比契诃夫更现代一些，更西方一些。我看了他的《在电车上》，有一次在文联大楼开完会出来，在大门台阶上遇到萧乾同志，我问他：
“这是不是意识流?”
萧乾说：“是，但是我不敢说！”
五十年代在中国提起意识流都好像是犯法的。
“我喜欢苏克申，他也是继承契诃夫的。苏克申对人生的感悟比安东诺夫要深，因为这时的苏联作家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可以更自由地思索了。
我不喜欢莫泊桑，因为他做作，是个‘职业小说家‘。我喜欢都德，因为他自然。
我始终没有受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诱惑，我宁可听法朗士的怀疑主义的长篇大论。
英国文学里，我喜欢弗·伍尔夫。她的《到灯塔去》《浪》写得很美。我读过她的一本很薄的小说《狒拉西》，是通过一只小狗的眼睛叙述伯朗宁和伯朗宁夫人的恋爱过程，角度非常别致。《狒拉西》似乎不是用意识流方法写的。”
伍尔夫
“我很喜欢西班牙的阿索林，阿索林的意识流是覆盖着阴影的，清凉的，安静透亮的溪流。”
女儿汪朝回忆说，她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推荐给父亲，汪曾祺读了之后，反复说这篇小说写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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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 | 明星辰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来自网络
原标题：《回忆汪曾祺：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