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我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加班到半夜，给自己点了份烧烤外卖。
外卖小哥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里面是几个冰冷的、用锡纸包着的串儿。
我咬了一口那串干瘪的烤鸡翅，味同嚼蜡。
那一瞬间，我突然很想念澜河市的夏天，想念“眼镜儿烧烤”摊上那呛人的烟火气，和那个一笑起来就露出两颗虎牙的大鹏。
深圳的夜晚没有蝉鸣，只有永不停歇的车流声，像一条冰冷的铁河。
而在我的记忆里，2008年的澜河市，夏天是被蝉鸣、冰棍儿和少年们的呐喊声填满的。
那年我十六岁，读高一，是大鹏身边的一个跟屁虫。
我们澜河市，是东北一个典型的老工业城市。
天总是灰蒙蒙的，空气里飘着一股若有似无的煤灰味儿。
我们那个年代的半大孩子，青春就像是路边野蛮生长的狗尾巴草，没人管，但生命力贼强。
（一） 大鹏
大鹏不叫大鹏，他大名叫张鹏。
因为他总说自己是鲲鹏的鹏，志在千里，我们就都喊他大鹏。
大鹏是我们那群人里的主心骨。他个子不算最高，但肩膀宽，往那一站，就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劲儿。
他打架猛，讲义气，是我们这群怂包的天然保护伞。
我们学校在城西，是老城区，紧挨着已经半死不活的澜河钢厂。
城里的混子多，别校的学生也野。
要是没有大鹏，我这种瘦了吧唧、看见混子就想绕道走的，估计一个礼拜得被勒索八回。
我和大鹏、还有三胖，是从小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
我们三家都住在钢厂的职工大院里，那是一片苏式红砖楼，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大白菜和旧纸箱。
三胖人如其名，圆滚滚的，性格也好，是我们的“后勤部长”兼“气氛担当”。
谁没钱吃饭了，三胖总能从兜里摸出几块钱来；谁心情不好了，三-胖几句插科打诨，天大的事儿也好像过去了。
而我，我叫冯峰，大家都叫我“疯子”，其实我一点都不疯，甚至有点蔫儿。
我学习不上不下，打架纯属凑数，唯一的特长可能就是观察和记忆。
我像一台人肉摄像机，默默记录着我们那个野草一样青春里的所有细节。
2008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热。
教室里那台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跟快断气的老头儿似的。
老师在讲台上讲着我们听不懂的函数，我和三胖在下面用诺基亚玩贪食蛇。
大鹏的座位是空的。
他要么在校外的台球厅，要么就在游戏厅。
那会儿的游戏厅还不是现在这种窗明几净的电玩城，而是藏在某个犄角旮旯里，又黑又潮，空气里全是烟味和荷尔蒙的味道。
大鹏是《拳皇97》的高手，他的八神庵用得贼溜，一套连招能把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下午放学，我和三胖在游戏厅找到了他。
他正靠在机子边上抽烟，眉头紧锁。
烟雾缭绕里，他的侧脸有种不属于他那个年纪的沧桑。
“鹏哥，咋的了？”三胖凑过去问。
“眼镜儿烧烤”是我们的大本营。
老板是个戴着厚厚啤酒瓶底眼镜的中年男人，烤的串儿量大、味儿正，最重要的是，他不管我们这帮半大孩子赊账。
我们在靠马路边的塑料棚子下坐定，点了二十个肉串，十个鸡翅，两盘毛豆，还有一箱“澜河牌”啤酒。
那啤酒味道苦涩，气儿也不足，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成年人的滋味。
几瓶啤酒下肚，大鹏的话才多了起来。
“我看见陈雪了。”他说，眼睛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眼神有点飘。
我和三胖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然。
陈雪。这个名字就像是我们那灰扑扑的青春里，唯一的一抹亮色。
（二） 陈雪
陈雪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也是我们年级的级花。
她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扎着简单的马尾，安安静静地坐在第一排。
她的成绩好得不像话，是老师们口中的“清华北大的苗子”。
这样的女孩，本该和我们这群“坏学生”绝缘。
可命运这玩意儿，就爱开玩笑。
高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晚自习放学，陈雪被隔壁职高的几个小混混堵在了巷子里。
那天正好我和大-鹏抄近路回家，撞见了。
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拉着大鹏的胳膊想跑。
可大鹏把书包往我怀里一扔，说了句“你先走”，就一个人冲了上去。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鹏那么凶狠地打架。他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豹子，拳拳到肉。
对方有五六个人，手里还拿着家伙，但硬是被他一个人给干蒙了。
等我们院里的大人闻声赶来时，那几个混混已经鼻青脸肿地跑了，大鹏的嘴角也破了，校服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但他直挺挺地站在陈雪面前，像一尊守护神。
陈雪吓坏了，小脸煞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大鹏回头看了她一眼，咧开嘴笑了，嘴角的血迹让他那笑容看起来有点狰狞，又有点说不出的温柔。
他说：“没事儿了，以后他们不敢再找你麻烦。”
从那天起，大鹏的世界里就多了一个叫陈雪的牵挂。
他不再满足于在游戏厅当霸主，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出现在陈雪的生活里。
他会在早上买好豆浆油条，偷偷放在陈雪的课桌里；
他会在体育课上，像个开屏的孔雀，在她面前疯狂地表现；
我们都笑他，说“鹏哥这是铁树开花”。他也不恼，只是憨憨地笑。
可陈雪对他，始终是敬而远之。
她会礼貌地把豆浆钱塞回给大鹏，会在大鹏凑过来时默默地走开。
她是一只白天鹅，而我们，只是一群在泥地里打滚的土鸭子。
我们之间的距离，隔着一个叫“未来”的银河。
那天在烧烤摊，大鹏告诉我们，他看见陈雪上了二中那个“小白脸”的车。
二中是我们的死对头，是市重点，里面的学生家里非富即贵。
“小白脸”叫李文博，他爸是市里某个局的领导，他每天开着一辆黑色的本田来上学，在我们这群骑自行车的孩子眼里，那简直就是外星科技。
“那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大-鹏狠狠地灌了一口啤酒，瓶子被他捏得咯吱作响，“油头粉面，笑得跟个假人似的。”
“鹏哥，算了，陈雪跟咱……不是一路人。”三胖小声劝道。
“什么叫不是一路人？”大鹏眼睛一瞪，“我哪儿配不上她？老子早晚有一天，要开比那小子更好的车，要住比他家更大的房子！”
少年的豪言壮语，在缭绕的烟火气里显得格外真诚，也格外脆弱。
我看着大鹏那张因为酒精和愤怒而涨红的脸，心里突然有点难过。
我知道，他不是在跟李文博置气，他是在跟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置气。
（三） 奥运会和那场约架
2008年的夏天，除了燥热，还有一件举国欢腾的大事——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那天，我们几个人挤在大鹏家那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前。
当巨大的画卷展开，当李宁飞天点燃主火炬时，我们这群半大孩子也跟着热血沸腾。
电视里的北京流光溢彩，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牛逼！”大鹏一拍大腿，“等老子有钱了，也去北京看看。”
“我也去。”三胖啃着西瓜说。
“咱都去。”我附和道。
那一刻，我们好像真的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未来有无限可能。
我们会被一所不错的大学录取，然后去一个像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和我们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奥运会期间，学校管得松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从校内扩展到了校外。
大鹏对陈雪的“追求”也愈发大胆。
他不再满足于偷偷送早餐，而是开始在陈雪回家的路上“偶遇”她。
陈雪家住在城南的新区，离我们这片老破小的工人住宅区很远。
每天放学，大鹏就骑着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跟在陈雪的公交车后面。
几十里的路，他硬是跟了一个多星期。
终于，陈雪忍不了了。
有天放学，她没上公交车，而是直接走到了大鹏面前。
“张鹏，你到底想干什么？”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冷。
大鹏被这突如其来的对峙搞得有点懵，他从车上跳下来，挠了挠头，说：“我……我没想干啥，就想送你回家。”
“我不需要。”陈雪看着他，眼神里有无奈，有疏离，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的目标是考上复旦，然后出国。你呢？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在游戏厅里当老大，然后跟一群人打架斗殴吗？”
陈-雪的话像一把刀子，精准地插进了大鹏最柔软、也最自卑的地方。
大鹏的脸瞬间就白了。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啊，他能说什么呢？说他其实也想学习，但看着那些天书一样的公式就头疼？
说他打架只是为了保护兄弟，为了不被人欺负？
这些话，在陈雪那清晰得近乎残酷的未来规划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本田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旁边。
车窗摇下，露出李文博那张我们最讨厌的“小白脸”。
“小雪，上车吧。”他微笑着说，看都没看大鹏一眼，那种无视，比任何羞辱都更伤人。
陈雪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子开走的时候，我看见大鹏的拳头握得死死的，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死死地盯着那辆车的尾灯，直到它消失在街角。
“疯子，”他突然回头看我，眼睛里像是燃着一团火，“你说，我是不是个废物？”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天晚上，大鹏喝了很多酒。他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TM的到底差在哪儿了？”
矛盾的爆发，是在几天后。
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冷饮店，又碰上了李文博。他不是一个人，身边还跟着几个二中的体育生，人高马大的。
他看见我们，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走到我们桌前，敲了敲桌子。
“听说，就是你们几个，最近老骚扰陈雪？”
大鹏“噌”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你他妈把话给老子说清楚，谁骚扰她了？”
“不是骚扰是什么？”李文博抱着胳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陈雪是你们这种人能碰的吗？”
“你xx妈！”三胖这种好脾气都忍不住了，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就要上。
我赶紧拉住他。我知道，真要动起手来，我们三个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
大鹏却异常地冷静。他一把按住三胖，看着李文博，一字一句地说：“周五下午，放学后，城西废弃的铁路货场。
别带外人，就咱们两边的人。敢不敢？”
李文博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大鹏会来这么一出。他看了一眼身边那几个高大的同伴，笑了：“行啊。我等着看你们怎么死。”
说完，他带着人扬长而去。
冷饮店里一片死寂。我看着大鹏，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我知道，这一架，躲不掉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陈雪，更是为了我们这群被看不起的“烂泥”的尊严。
（四） 废弃的货场，和没有说完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大鹏开始四处“摇人”。他把我们认识的所有“道儿上”的朋友都联系了一遍。
钢厂子弟、临近技校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已经辍学在社会上混的“大哥”。
到周五那天，我们这边浩浩荡荡地聚集了二十多号人。
很多人手里都拿了家伙，钢管、木棍，还有人从家里偷来了菜刀。
那阵仗，让我心惊肉跳。我感觉我们不像是在去打架，倒像是要去打仗。
我拉了拉大鹏的衣角，小声说：“鹏哥，要不……算了吧？这么多人，会出事的。”
大鹏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静：“疯子，你怕了？”
我点了点头。我是真的怕。
我怕我们中的谁会躺着离开那个货场，我怕这一架打完，我们的人生就彻底完了。
大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怕就对了。
但是这一架，必须打。不为别的，就为争一口气。你和三胖在后面，别往前冲。”
我们到了废弃的铁路货场。夕阳把铁轨和破旧的车厢染成了一片诡异的橘红色。
李文博他们也到了，人不多，就七八个，但个个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一看就是练过的。
李文博站在最前面，手里拎着一根棒球棍，脸上还是那副欠揍的表情。
“张鹏，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能折腾。为了个女的，至于吗？”
“这事儿跟陈雪没关系。”大鹏往前走了一步，把手里的钢管往地上一杵，“今天，咱俩就把新账旧账一起算算。”
“行。”李文博把棒球棍往肩膀上一扛，“不过，在打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跟陈雪说。”
我们都愣住了。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陈雪正从货场的另一头跑过来，她的脸上挂着泪，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她冲到我们两拨人的中间，张开双臂，像一只脆弱的蝴蝶。
“小雪，你来干什么？”李文博的眉头皱了起来。
大鹏也懵了，他看着陈雪，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张鹏，李文博，你们都住手！”陈雪的声音带着哭腔，“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非要用拳头解决吗？”
“他骂我们是癞蛤蟆！”三胖在一旁不服气地喊。
“那你就真的去做癞蛤蟆吗？”陈雪猛地回头看着我们，“用暴力证明自己？你们觉得这样很威风吗？你们知不知道，这一架打下去，你们的档案上会留下什么？你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她又转向李文博：“还有你！你以为你比他们高贵多少吗？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就欺负人，你觉得光彩吗？”
整个货场鸦雀无声，只有呼呼的风声。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陈雪。
她不再是那个安安静静坐在第一排的学霸，她像一头愤怒的母狮，用她单薄的身体，对抗着我们这两群荷尔蒙过剩的蠢货。
大鹏手里的钢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垂了下去。
他看着陈雪，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痛苦。
李文博脸上的表情也很复杂。他手里的棒球棍，也放了下来。
我以为，这场仗，就要这么戏剧性地结束了。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我们这边一个跟来的社会青年，外号叫“刀疤”，他大概是觉得被一个女的这么训斥很没面子，也可能是觉得我们这边人多，不开打太亏了。
他突然大吼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打！”
说着，他抄起手里的西瓜刀，就朝着李文博冲了过去。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李文博下意识地抬起棒球棍去挡。
陈雪尖叫了一声，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然冲上去，挡在了李文博身前。
“铛！”
一声脆响。
不是刀砍在棒球棍上的声音，而是……棒球棍砸在肉体上的闷响。
李文博那一棍，本来是防卫，却因为陈雪的突然出现，结结实实地，砸在了陈雪的胳膊上。
我们所有人都呆住了。
陈雪“哼”了一声，软软地倒了下去。
她穿着白色连衣裙的胳膊上，迅速地肿起了一大片，然后变成了青紫色。
大鹏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扔掉手里的钢管，赤手空拳地朝着李文博扑了过去。
那不是打架，那是拼命。
他把李文博死死地压在身下，一拳一拳地砸下去，拳拳到肉，血花四溅。
李文博的同伴想上来拉，也都被我们这边冲上去的人死死拦住。
场面彻底失控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耳边全是叫骂声、哭喊声和拳头击打身体的声音。
我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陈雪，看着像疯了一样的大鹏，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恶心。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尊严”吗？这就是我们想争的那口“气”吗？
不知道是谁报了警。当警笛声由远及近时，人群“呼啦”一下就散了。
刀疤第一个跑，其他人也跟着作鸟兽散。
货场里，只剩下我们几个核心成员，还有被打得不省人事的李文博，和他那几个同样挂了彩的同伴。
还有躺在地上的陈雪。
大鹏慢慢地从李文博身上爬起来，他浑身是血，有自己的，但更多的是李文博的。
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陈雪身边，想要扶她，手伸到一半，却又停住了。
他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又看了看陈雪那张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绝望。
警察来了，随后是救护车。
我们几个，包括大鹏，都被带回了派出所。
（五） 夏天的尾巴，和一场告别
那场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群殴，最终被定性为“青少年聚众斗殴”。
因为李文博的伤情鉴定是重伤，而大鹏是主犯，事情变得非常严重。
李文博家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势要把大鹏往死里整。
大鹏的父母，那对在钢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实工人，一夜之间白了头。
他们四处求人、借钱，想要把大鹏“捞”出来，但都无济于事。
在派出所里，大鹏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责。
他说人是他叫的，架是他约的，李文博也是他打成重伤的，跟我们其他人没关系。
我和三胖因为未成年，而且是从犯，被关了几天，写了无数遍检查，被学校记了大过，就被放了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大鹏，是在看守所的探视窗。
他瘦了很多，剃了光头，穿着蓝色的囚服，脸上的伤还没好利索。
他看到我，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还是那两颗熟悉的虎牙，只是笑容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飞扬跋扈。
“疯子，你来了。”
“鹏哥……”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哭啥，爷们儿一个。”他笑了笑，“我可能……要进去待一阵子了。
你跟三胖，好好学习，别再跟人瞎混了。听见没？”
我使劲点头。
“还有，”他顿了顿，眼神黯淡下去，“帮我……跟陈雪说声对不起。我那天，不是人。”
“她……她转学了。”我小声说。
我听说，陈雪的胳膊骨裂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出院后，她父母就给她办了转学，去了省城。她走的时候，谁也没告诉。
大鹏沉默了。他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很久，他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走了好，走了好啊……这里，不适合她。”
我知道，那个属于我们的，有大鹏在的夏天，彻底结束了。
最终，因为大鹏未满十八岁，加上他父母赔偿了李文博家一大笔钱，他被判了三年，缓期执行。
但他也被学校开除了，档案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那个夏天过后，我们都变了。
三胖不再嘻嘻哈哈，他开始埋头读书，他说他要考出去，离开这个地方。
我也不再到处闲逛，每天两点一线，学校，家。
我们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兄弟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我们再也没见过陈雪。
她就像一颗流星，在我们灰暗的天空里划过一道绚烂的光，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
偶尔，我会想起那个下午，在废弃的货场，她张开双臂，试图拦住我们所有人的样子。我们当时觉得她天真，可笑。
现在想来，她才是那个最清醒、最勇敢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在打一场捍卫尊严的仗，可我们连对手是谁都搞错了。
我们的对手，从来不是李文博，而是我们自己那可怜的自尊、浅薄的见识，和被这个时代洪流裹挟着、无处安放的青春。
我们打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尾声）
很多年后。
是三胖打来的。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联系了。高考后，他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后来留在了那里，结了婚，生了孩子，成了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而我，也在深圳扎了根。
“疯子，我回澜河了。我爸病了。”他的声音有些疲惫，“晚上有空不？出来坐坐。我把大鹏也叫上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
晚上，我开车去了我们当年常去的“眼镜儿烧烤”。
那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塑料棚子了，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门面，但老板还是那个眼镜儿。
我到的时候，三胖和大鹏已经在了。
三胖发福得更厉害了，脸上有了中年人的沧桑。大鹏……大鹏的变化最大。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他不再有当年的神采，眼神里满是生活的疲惫，笑起来的时候，虎牙还在，但那笑容里，多了几分谦卑和拘谨。
我们三个大男人，坐在那儿，一时竟有些相对无言。
还是三胖先开了口：“鹏哥现在自己开了个修车铺，生意还行。”
大鹏憨厚地笑了笑：“瞎弄，混口饭吃。”
我问他：“结婚了？”
“结了，孩子都上小学了。”他说，“我媳妇，就是我们修车铺旁边小卖店的，人挺好，不嫌我没本事。”
我们喝着酒，聊着这些年的经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抱怨，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谁家的孩子不听话，谁单位的领导太奇葩，谁的房贷又涨了。
酒过三巡，我们都有些醉了。
三胖突然红着眼睛说：“鹏哥，我有时候在想，要是当年……当年那架没打，咱们现在会是啥样？”
大鹏夹着烟的手顿住了。他沉默了很久，把烟抽完，才缓缓地说：“没有要是。那就是命。”
是啊，那就是命。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汇聚成的，唯一的结局。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
我好像又回到了2008年的夏天，我们还是那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在烧烤摊前，吹着牛逼，憧憬着遥远的北京和模糊的未来。
回酒店的路上，我开着车，路过我们当年的高中。
学校已经翻新了，变成了气派的教学楼。
我又路过我们住过的钢厂大院，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盖起了高档的商品房。
一切都变了。
我突然想起陈雪。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复旦，出了国，实现了她所有的梦想。
我希望是。
我甚至有些感谢她。感谢她当年的那番话，感谢她那一胳膊的伤，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们。
虽然代价惨痛，但至少，她让我们看清了现实的模样。
车子开上跨江大桥，我摇下车窗。
澜河市的夜风吹进来，已经闻不到煤灰味儿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现代都市的、冰冷而清新的味道。
我想，我们的青春，就像那场没打赢的仗。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主角，能改变世界，最后却发现，我们只是时代尘埃下，一粒微不足道的沙。
但不知为何，想起那个在夕阳下的废弃货场，为了保护兄弟而挥出拳头的张鹏，想起那个在炎热的教室里，偷偷看着心爱姑娘背影的张鹏，我心里，却并不觉得他是个失败者。
至少，在那个夏天，他像一颗流星，用尽了全力，燃烧过，发光过。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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