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啥时成了绿林好汉了？”
吴大杆子手里攥着棉槐条子。蹲在地上的一个浪人就问：“酒篓咋用桑皮纸糊呢？”
棉槐条子是编酒篓用的，吴大杆子捋顺了，开口道：“桑皮纸柔软，韧性啊，桑树跟酒有关。在玉皇阁后面正中栽着一棵桑树，我说的玉皇阁不是现在的玉皇阁，是老早老早的玉皇阁，现在的不知翻修几次了。那桑树呢，也说不上是哪个年代了，反正比碾砣子还粗好几倍。树老空心，围着桑树住的几户人家，把馊了的剩菜剩饭倒在树洞里，日积月累，树洞就满了，加上年年雨雪，这些馊了的东西化成水溢出来，一股火辣辣的香味绕着桑树在飘，有人就用瓢舀了一点尝尝，一尝不要紧，飘飘欲仙，越尝越上瘾，这就是最早的酒啊，你看这酒跟桑树是不是有关？酒篓内里要糊桑皮纸，糊一层，涂一层血料，再糊一层，涂一层血料，得糊七八层呢。酒盛在桑皮纸糊的酒篓里，是不是还是被桑树包着啊。酒亲桑，桑亲酒！”
什么是血料？
弗尼思对我说，这是芝镇酒篓的独特做法，是先把凝固了的猪血块搓成细末，过箩筛再加水成浆，再调好生石灰水（生石灰与水反应后也过箩筛），将血浆与石灰水按一定比例掺和在一起，搅匀后进行发酵。
我大爷和四大爷这次不是来听吴大杆子的瞎话的，他们是来请教的，就试探着引导吴大杆子说他用酒篓装土匪的事儿。
“我担着酒篓进了寨子，我说是来换酒的，两瓢酒先把那把门的迷倒了，进了那大当家的上房。他抱着酒葫芦在打盹呢，我心下是，我让你喝个够！迷迷瞪瞪地，我把他塞进酒篓，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门。挑到半路上，就听到酒篓里的大当家的在扑棱，我放下担子，把酒篓揭开，大当家的大口喘着气。喊着：‘可过瘾了，喝够了。’我说空酒篓啊。又把他摁进了酒篓。他是彻底服了。”
四大爷公冶令棋惊讶地问：“酒篓里有酒吗？”
我大爷说：“是空酒篓。”
我大爷晚年跟我讲过，鬼子来的头一年秋，吴大杆子家里请四里八乡的酒篓匠来喝酒，客人都来了，他不去烧锅上取酒，倒是担着一对空酒篓到了浯河边上，担杖都不离肩，在河边上一站，身子一歪，一摆，左边的酒篓满了水，又一摆，右边的酒篓满了水，担回家。在大门楼底下，蒙上红绸子，菜也端上来，搬起酒篓倒酒，里面不是浯河水吗？怎么成了酒呢。酒篓匠们目瞪口呆。
吴大杆子说：“陈年的酒篓，见水就是酒，何况浯河水，浯河水本身就有度数！”
我大爷和四大爷从吴大杆子那里回来，思量再三，还是放弃了用酒篓装我六爷爷的绑架计划，怕六爷爷在酒篓里真醉坏了。
吴大杆子的儿子吴戏国当过我的芝镇联中的语文老师，有一年正月我去拜访他，说起他父亲编酒篓的事儿：抗战拉锯，他父亲把酒篓弄成夹层，把从岛城弄到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药棉、绷带等医药用品和钢笔、电池、蜡烛、煤油等日用品，藏在酒篓底下，一批批从这里运往西山里，还有雄黄，造军火的。有次我七爷爷公冶祥恕（后改名弋恕）跑青岛去贩烧酒，通过亲戚关系买回了不少纸张。买和运都很机密，当时吴大杆子不了解买那么好的纸到底作何用，后来才知道是运到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去印制了钞票。
我大爷和四大爷自以为做得很秘密，其实得到六爷爷被绑架的消息，我爷爷公冶祥仁就看出了针线。他从绑票的笔迹上看出了端倪，那是李子鱼的手迹，李子鱼习练的是颜体，中锋笔法，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绑票很别致，竟然还盖着一个闲章，篆字“芝镇粪叟”。我爷爷记得，有一年李子鱼在芝镇举办个人书法展，他用上茅房的草纸印请柬，李子鱼自号“腊条粪篮子”。
我爷爷连夜敲开余生祥酒楼的大门。李子鱼还在练字，见是我爷爷，忙笑笑说：“公冶大夫，这么晚怎么来了？”
我爷爷装作愤怒地说：“你啥时成了绿林好汉了？”
李子鱼赶紧作揖，说：“公冶大夫，不是我出的主意，是贤侄们自己想出来的，让我代笔。”
“你可把我公冶家的老老小小吓个半死啊！”
“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对贤侄很是佩服。”
“你这绑票也太不专业，还盖着戳。”
“哈哈，这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明人不做暗事。”李子鱼说。
说话间，李子鱼安排摆上了菜和酒。爷爷放松了心情，竟然喝醉了。
没了辫子的六爷爷回来，一脸疲惫，嘴上起了燎泡。让他痛心的，除了钱，还有他的那根垂了五十年的大辫子。被齐生生地剪下辫子时，他觉得后脑勺好像被剜了个大窟窿，族长的分量轻了不少，在公冶家族里也少了些尊严。
我大爷和四大爷在浯河岸边等着接六爷爷，没人的时候，捂嘴笑了一笑。四大爷见了六爷爷显得格外亲热。六嬷嬷还没见到六爷爷，早已经哭成了个泪人。
“绑架”把六爷爷“绑”醒了，我大爷和四大爷在祠堂里印传单，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本人让他当镇中医会会长，他一口回绝。但他到死也不知绑架他的是他的儿子和侄子，或许知道，他只是不说。六爷爷享年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