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胜如：安徽天长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先后供职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工运》杂志社、安徽省总工会研究室。历任安徽省总工会调研室主任、省总网络工作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二级巡视员。近三十年，主要从事劳动关系和工会理论研究。
《天惊维扬》（《中国作家》1989年第6期）无疑是陈源斌创作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也可视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内文坛一个颇富魅力的中篇小说。如此谈论它，并不是因为它所产生的较大的社会影响，而是由于，一方面，它延续并发展了陈源斌近两三年来在“安乐系列”小说中即已开始的对“人”“人性”问题的艺术探索；另一方面，它呈现给我们一种新的审美态势，即注意在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观照中，来研究人，探究人的灵魂，表现作家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对清明、安定的社会理想的追求。
陈源斌晚近两年的小说，多是写他当年下放皖东天长西北安乐乡时的所见所闻，及之后担任乡邮员时农村基层干部生活所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他忘不了那片曾经养育了他的故土，忘不了人身上的善良和邪恶，忘不了那五彩斑斓的生活，他总是用他那支多彩的笔墨描绘自己所熟知的身边人的生存图景，总是在惩恶扬善的主调下探寻人性的特点和人生的意义。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就其本性来说是社会的人，它的一切善良和邪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凸显出来的。陈源斌的睿智在于，他既剖析人性的弱点，对社会恶行劣德和不公正进行及时描写和反映，又着眼于人性的优点，对为人类进步开辟广泛可能性的社会生活进行发掘、肯定，并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观照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弘扬人生的意义。如中篇小说《头上三盆水》中的三位邮电职工，他们有种种的自我设计和人生烦恼，但当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毅然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理想之歌。虽然初期小说笔力尚嫌稚嫩，人物形象的内涵也较浅直，但由此则开始露出端倪，显示出他对人性问题的兴趣，并且随着他人生历程的延伸而日益加强。他从不把人看作孤立的抽象物，在他笔下，人物总是附丽着一定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在“安乐系列”小说中，汪其才汪世恩父子，几乎将人的自私自利幸灾乐祸恶劣品性兼容并包，而执行极左路线的刘索索则成为“恶人”的护身符，成了“恶”的象征符号。（参阅拙文《漫说陈源斌的“安乐”系列小说》，载《学语文》1989年第2期）《仇杀》中的四个小青年酒后为争一个茅坑每人四刀将素不相识的贩大蒜老头杀死，这纯属当下发生的偶然的杀人事件，但在小说中，这一情节结构又连接着、隐喻着轻贱生命的历史结构（十年“文革”），由此昭示人们联系历史着眼现实思考视生命如草芥的非理性行为的危害性，而《杀仇》中的“猖女”在其父轻贱其夫凌辱中完成了生命，走上了复仇的道路——杀死自己的亲生子。即或在《妄女》中，“安乐女”（后来被世人称作“妄女”）与汪世恩的结合及至离异这一人生隐秘层次的生活过程，虽不无生命原动力在其中起作用，但汪的作恶多端以及受黄色书刊影响堕入性的深渊，才是情节转变关系破裂的主要动因。妄女与猖女的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一致处，只是前者摆脱羁绊而独身，后者则以恶抗恶。这种种人世间的恶行劣德、辛酸苦辣，都是随着作家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描绘而展现出来的，并且这种恶无不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环境相联系着。这样，它们在思想内涵上就远远超过了初期小说。
陈源斌晚近几年，对“人”几乎倾注了全部注意力，他注意从道德、伦理等角度艺术地表现他对人性的理解和困惑，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这种对“人”的浓厚兴趣，凝聚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促使他去寻找最佳的观照视角和表现方式，孕育出内涵更趋丰富的作品来。中篇小说《天惊维扬》可以说是他此前小说的一次跃升，其中对人性善恶的思考更趋深入，且历史感很强。如前所述，陈源斌的题材敏感区在农村，但他所生长的农村，不论从经济、文化等哪方面因素考虑，都深受维扬文化影响，实际上属于维扬地区。他曾说：“我生长在维扬地区，历史悠久的扬州评话渗透到血液中去，所以后来动笔，叙述方式近似于三言、二拍。”又说，想把挥斥不去的少年时代的记忆，以及关于家乡维扬地区的山川风物人事悲欢历史现实，融铸进一篇小说中。《天惊维扬》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与他以前的所有作品均有所不同。以前的中短篇小说，都着眼现实、描写现实，从现实中发掘历史文化的延续。而这部中篇小说则直接从“屠城十日”、乾隆皇帝下扬州落笔，一直写到十年“文革”爆发，自由地叙事抒怀，氤氲着浓厚的风俗文化氛围，如关于当地婚丧嫁娶中种种风俗习惯的描写，关于“夜行鼠”的行规的叙述，关于天狗吞月的种种传说及因此而起的骚动，等等，都显露出作家较深厚的生活、文化底气。
我感兴趣的是，其中仍延续了陈源斌一以贯之的对“人”的观照，对民众灵魂的拷问和洞察。吕田雨现在的无赖与他祖上的虐人和被虐紧密联系，而他祖上的荣耀更促使他考虑现实的局促和艰难，他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私、享乐观念，又促使他走向施虐的位置；而他地位卑微，施虐的对象也只能是比他更弱小的妻儿。一遇风吹草动，他躁动着的“复仇”情绪立即付诸行动，他要将他所受的羞辱借助冠冕堂皇的理由抛施给被攻击的、更加弱小的对象。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正给他提供了行动的最佳契机，不论是亲人是朋友，只要有碍于他极度膨胀的邪恶的、非理性行为的实施，便统统加以打倒。这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形象，读《天惊维扬》，我总感到吕田雨就是新社会的阿Q，他的身上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他自私，不顾他人饥饿冷暖，只管自己优游享乐；他无赖，耍尽花招诓骗丈人掠取钱财；他虚荣，妻儿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而他却拒绝、抵制他人接济；他野心勃勃，终于在“文革”爆发时猖獗张狂甚嚣尘上横行乡里。盛隆昌祖上以杀人越货抢掠财物为业，而他本人为了保住这些财物又继续杀人，那月黑天高“篦杀夜行鼠”一节，杀人者不紧不慢，且从被杀者呻吟求饶声中求得某种乐趣，其冷酷无情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为了他的杀人秘密，也为了他的财物，他的结发妻子莫名其妙地毙命家中。他一方面杀人，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做正人君子，接济危难者。令人震骇的是，“夜行鼠”死于他手中，而“夜行鼠”的女儿却又成为他的续娶妻子！这是生活中的偶然，还是冥冥上苍给她作的安排？当那女子坐在轿中被轿夫粗野的歌声撩拨得喜泪涟涟时，我们读者却怎么也笑不起来，脑中时时浮现着的则是盛隆昌篦杀其父时的不紧不慢冷酷无情灭绝人性！他最终被“翻身棍”打死，是罪有应得；而他的续娶妻子、后来成为回龙寺带发修行者，却脱不开与他的干系，背负一个恶霸地主小老婆的罪名，在“文革”中被吕田雨等摧残致死。这个形象有着一种生命轮回和人生宿命的况味。作家用现实主义的笔墨对这一切生存状况进行真实的、鞭辟入里的描写和透视，其中虽也有某种神秘色彩，但它首先是写实的。作家分明有大悲大痛，大同情大哀怜，但这种悲痛愤慨都隐藏在人生善恶冲突的画面中去了。当然，《天惊维扬》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他展现了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批判揭露的情感倾向，还在于他塑造了具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他对健全人格的探寻。陈叔、陈婶身上明显地寄予着他的这种情感倾向和人生思索。作为新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陈叔虽自身仕途步履维艰，但他以一颗博爱、宽容、正直的心去处理矛盾，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解救他人于危难之中，对生活中的弱小者给予了深厚的同情和关心；哪怕这种行为还暂时不能为他人所理解，甚至给自己带来罹患。陈叔这个形象流露出作家浓重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说是作家人格理想的化身，与“安乐系列”小说中的刘索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冒昧地以为，陈源斌以维扬区域为背景来结构故事展现人情风物时，作家对“维扬”进行了“人”化的描写，小说开头关于地貌特征的描写，便是一例。不论是吕盛二人的作恶伪善，还是以陈叔为代表的正义善良，都是人化了的维扬躯体上的两种细胞、两个侧面。要研究人，探究人性的内中奥秘，忽视人身上的其中任何一面都将走向偏执和浅薄！对人、对历史、对生活亦然。这恐怕正是陈源斌小说的高明、深刻处。
《天惊维扬》在叙述上深受古代笔记、小品的影响，语言雄健老到娴熟自然，使小说显得既鲜活灵动又浑厚深远，取得了他以前小说不曾具备的新的审美特质。这主要的可能还在于作家注重展现赤裸裸的生活原生态，让客观生活按照其自身面貌和逻辑规律去发展，这种“原色魅力”（日本学者今道友信语）让人不卒其章绝不忍释卷离去。同时，作家又用自己的理性光华去烛照他笔下的人生世相，情感态度隐伏其中，读完之后耐心咀嚼，不难升腾起形而上的哲学意蕴，即发掘和张扬人类正义善良的品性，抨击那种扼杀生命的、反人道的非理性行为，批判小生产者那种自私狭隘和易受煽动、盲目趋时的愚昧心态，以期重振中华民族优秀品性。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