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等：陈源斌，向传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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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世事家常》（济南出版社）是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内容丰厚，叙述时间长达60多年，涉及四代人、几十位人物，表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作者采用白描式写作，故事悬念迭出，作品非常好看、耐读。编辑跟我说，她读出了当代《红楼梦》的味道。我想到的是现代作家汪曾祺，还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施耐庵，都善用白描。平白如话，别具魅力，需要很深的文字功夫。源斌的《秋菊打官司》原著《万家诉讼》，同样是白描式写作。既受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熏陶，又采撷于生活，生活化，口语化。
陈源斌：我家乡天长，跟汪曾祺先生家乡高邮，曾合并为“天高县”，属于维扬地域。南到扬州，东到兴化“里下河”，北到淮安，都是水乡。从小读《红楼梦》等经典名著，对施耐庵先生《水浒传》情有独钟。我有个中篇《天惊维扬》，创作谈叫《十年一觉扬州梦》。三峡笔会遇到评论家王干，他跟我交谈，马上明白了：我俩的口音相同。“讨个说法”收进《现代汉语词典》，其实就是家乡生活用语。《世事家常》的“凡事都有个道理”，也出自生活。
聂震宁：叙事方式很独异。用对话推动故事，形成叙事上的凝滞，同时将跌宕情节隐藏在背后；碰撞出一种奇特的阅读快感和独有的艺术魅力。如果采用轻车熟路的叙事手法，配上跌宕情节，会怎么样呢？珍贵食材毁于庸常烹饪，无味快餐而已。有人曾以为《万家诉讼》没有故事，张艺谋拍成故事片，荣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世事家常》的故事太跌宕，情节太曲折，所以用对话推动，造成叙事上的凝滞，来消解戏剧化太强的成分。
陈源斌：当初确实有人认为，《万家诉讼》缺少拍电影的故事元素。我说，故事其实隐藏在生活画面的背后。张艺谋很认同，不惜经济损失，临时替换名家力作《一地鸡毛》。《世事家常》故事则隐藏在凝滞叙事的背后。小说和影视不一样。小说要化解故事，影视要强化故事。《世事家常》有三个跌宕情节，如果拎出来，齐头并进，会环环相扣，悬念不断，拍成一部很抢眼的影视剧。
聂震宁：人物塑造得自然、贴切，很鲜活。主人公何寿天经历丰富，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内在有丘壑、有波涛。何寿天母亲临终前，对病中照顾她的人，无一遗漏，都作了安排交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写法。何家第三代也了不起，面对亲戚为了拆迁占便宜，何寿天儿子表现得很豁达，很大度。这个形象塑造得非常好，很阳光，很正面。
陈源斌：写这些人物时，我让他们贴着地气，贴近现实，贴紧生活。一切顺其自然，不人为拔高，不故意高大上。都是凡夫俗子，也都是铿锵人物。书中古石桥栏杆土地庙有一副对联：“非赤子不闻世事，是真佛只说家常。”世事就是家常，家常亦是世事。
聂震宁：这部作品的内容涉猎深广，提供了一幅辽阔的社会画面。除了维扬地域，还覆盖江浙沪，冒着热腾腾的烟火气。何老太太临终前讲出惊天秘密、法庭上的斗智斗勇、何寿地出其不意的升迁、亲生母亲突降认亲等细节，真实的生活矛盾轮番上演，逼真的情感冲突接二连三，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如此激烈碰撞的生活细节描写，均藏在家常叙事里，可见作者笔力之深厚。源斌担任过兼职律师、市委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这些独特经历，让作品更丰厚、更真实、更有力度。
陈源斌：我的想法，就是要倾尽个人全部生活积累，写一部厚重的、至少自己满意的书。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写作技巧上曾经花样翻新，各种写法都体验过。到了晚年，去雕饰，弃奇巧，返璞归真。震宁兄刚出版的长篇力作《书生行》，反响热烈，原因也是回归真实，回归生活。我们最想做的，是抬手碰额，向生活，向现实，向传统，致敬。
中华读书报：您当过知青，还当过邮局职员、兼职律师、文学编辑……不同时期，您的读书生活各有什么特点？
陈源斌：我小时候住在镇郊农村，邻居在江苏盱眙印刷厂上班，每年春节探亲，总带一摞书回家。邻居孩子是农村户口，没有上过学。这些书不是让小孩读的，而是当厕纸用的。
于是我跟邻居小孩商量：我教他钓老鳖（这是我的独门绝技），他家里的书让我先读，再还回去当厕纸。
我读的第一本古典名著是《水浒传》70回本。很顺畅，很亲切。《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家乡在兴化“里下河”。《水浒传》的文字，跟我家乡生活用语相近。我十岁左右就能从头至尾复述《水浒传》的情节，说出108将姓名和绰号。
邻居春节探亲带回来的书，多为中国古典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西厢记》《牡丹亭》等，还有少量的外国文学名著。我一本不落，全部读了。我后来的读书，都是少年时期的延续。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经历吗？
陈源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参加醉翁亭笔会，《安徽文学》主编江流先生找谈话，问我读过什么书。我说了四个层次：一是《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二是《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说；三是《何典》《山海经》等一类杂书；四是《古文观止》等经典文章。笔会地点在醉翁亭旁边，我当场背诵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几年以后，中国作协文讲所首次采用正式考试的方式招生，安徽作协很重视，担心“剃光头”，专门开会推荐重点作者。我不在推荐名单上。江流先生建议把我加进去，说，这是最有把握考上的作者。结果，我真的成了安徽唯一被录取者。
从文讲所八期到鲁院一期再到北大，五年北京全脱产学习，我全身心投入阅读。除了中国经典名著，还读了《百年孤独》等外国名著。北大毕业以后，我很快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万家诉讼》。
中华读书报：您的《万家诉讼》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极大地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尽管后来您也有很多佳作，但在知名度上似乎没有超过《万家诉讼》？
陈源斌：成功的作品为影视提供基础，成功的影视也会极大地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力。这里面也有运气。
我有个中篇《你听我说》，发在《人民文学》头条，并被多次转载。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刑警故事》。张艺谋的同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非认为，《你听我说》超过了《万家诉讼》，购买了版权，准备改拍电影。
《你听我说》的素材是震惊全国的劳荣枝法子英案件，此案发生在我当时居住的城市合肥。这部作品的叙事文字很现代，情节惊心动魄，节奏上则从容不迫。最打动赵非的是，女魔头荣小姐（原型劳荣枝，取了她名字中间一个字“荣”）竟然在警察铁桶般围捕时，镇定自若，从众人眼皮底下大摇大摆逃走，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上，在《你听我说》发表十几年以后，小说中的女魔头“荣小姐”原型劳荣枝，终于在福建落网，并被判处死刑。
赵非的摄影成就高过张艺谋，也是进入美国好莱坞的第一位中国电影摄影师。赵非坦言，他准备像同学张艺谋一样由摄改导转型，有意把《你听我说》打造成一部像《红高粱》那样的重量级电影。赵非请了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当编剧，投资方是美国硅谷的一家公司。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由于不可抗力，投资方出了问题，赵非教授的《你听我说》未能如期拍摄。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运气”。
中华读书报：不知您是否听说过，文学界传闻如果还有一位导演在看杂志，那就是张艺谋——经历过合作，您和张艺谋之间交流阅读吗？您认为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是基于什么？
陈源斌：我不仅听说，而且亲历。北京见面时，张艺谋告诉我，他正在重庆准备拍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力作《一地鸡毛》。开机前一天，他按照惯例到邮局购买文学杂志。他先看到的是《中国作家》，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是从维熙邓友梅的中篇。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头条也是《万家诉讼》，二条是王蒙的中篇。他有点好奇，随手翻开，随即被第一句“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所吸引。这是个不足三万字的小中篇，张艺谋一口气读完，随即做出决定，放弃《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
我和张艺谋之间交流阅读，主要是对《万家诉讼》的理解。张艺谋告诉我，他之所以临时替换作品，是被《万家诉讼》强烈吸引。但是，吸引自己的到底是什么，却一时说不清楚。我解释说，把故事和情节淹没在生活的“流”中，或者说，把故事情节隐藏在生活画面的背后。张艺谋很认同。拍摄电影时，中途有过剧本戏剧性太强的曲折。最终，剧本被放弃，电影回归了小说风格。《秋菊打官司》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证明张艺谋的抉择是对的。
中华读书报：2005年，您曾与莫言、王安忆、蒋子龙、陈建功、何建明等人一道，被中国作家杂志社推选为该刊“二十年最有影响作家”。回头看时，您如何看待这些名誉？
陈源斌：这当然是荣誉。不过，对我这个年已七秩的人来说，名利和荣誉，如风吹拂，都是过眼烟云。好的心态，健康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山水画和您的小说一样，都具有强劲的冲击力。这和您的性格有关吗？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作家或画家？
陈源斌：聂震宁先生读过《世事家常》后，说我写得不慌不忙，很有耐心。我的山水画也是这样，用各种墨色，层层点染。很慢，很费时间，很需要耐心。这种画看起来有点脏和乱，但是，装裱以后，就会层次分明，气象万千。当然，这也符合我的性格。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
陈源斌：既有，也没有。说没有，是指我的枕边从来不放纸质书。说有，书在我的头脑里。我经常躺在床上，默读《红楼梦》《水浒传》里的精彩片断。有时候，会全文默诵苏轼《前赤壁赋》、范仲淹《岳阳楼记》和欧阳修《醉翁亭记》等经典名作。
中华读书报：您的阅读有什么特点？
陈源斌：有状态时读书，无状态时不读书。喜欢读的书，反复读。不喜欢的书，弃读。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组织宴会，会请哪些人？
陈源斌：请恕我冒昧，如果有可能，如果被允许，我会请造物主赴宴，奉以美食，献以虔诚，祝以恭敬，然后问他老人家，精美的大千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华读书报：如果可能去无人岛您会带哪三本书？
陈源斌：既带，也不带。说不带，我到无人岛会首先考虑生存，开荒种地，捕鱼狩猎，带的都是生活工具，不可能带书。说带，前面说过，书在我的头脑里，我会默诵这些书。如果必须三本，那应该是熟悉的《红楼梦》《水浒传》和《古文观止》。
【作者：聂震宁等。聂震宁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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