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迎来四十周年大庆。因缘际会，我与侨界的许多前辈作家，如三位创会顾问陈残云、秦牧、杜埃，还有顾问岑桑、曾敏之，以及名誉会长潘亚暾等——或有师生之谊，或是上下级关系，或为同行互动，他们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领者。每每想起已在天国的他们，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陈残云的教诲
陈残云
我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陈残云前辈。他的《香飘四季》，深嵌在我孩童时心中，我做梦也没想到能走到他麾下，领受其指导。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是海南岛的“泥腿子”知青，适逢广东省文艺中专到海南招生。因提交的散文和评论考卷经主持招生的老作家陈残云审阅拍板，我有幸进入省文学训练班。
设在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的文训班，由陈残云主持。其时是“文革”后期，已被砸烂的作协、剧协、音协、美协及文联收编而成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室，云集了省里的文学艺术大咖，那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陈残云特意聘请了欧阳山、肖殷等这些被投闲置散多时的文学艺术名家为我们授课，也让我们参加创作室所有集体活动，令我们近距离与这些大师们接触请教。“文革”结束，文联及各协会挂牌恢复，我和一些同学完成学业，被分配在作家协会。陈残云是省作协主席，欧阳山是省文联主席，既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领导。
陈残云是新加坡归侨，“文革”结束不久，就写下华侨题材的《热带惊涛录》。这部反映太平洋战争中南洋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因读者反响热烈而再版。他曾告诉我，全景展示马来亚人民的抗日生活，无论海外还是国内，当时都是新鲜题材。改革开放后，他到过香港、澳门及泰国访问，回来后向我们介绍境外见闻，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现代文明的新风。
90年代初我移居澳大利亚，陈老看我在文学路上渐入佳境却忽然去国，表示有点惋惜。不久，我将旅澳初期的生活体验写成纪实文学《悉尼写真》，交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印行。我冒昧请陈老为拙书写序，他欣然应允，并把序文刊登在北京《文艺报》上。他认为我对文学仍一往情深，勉励我在新的国度继续书写海外华人的生存境况。多年来，我一直进行海外华人题材创作，也是谨记陈老的教诲，深扎体验接地气。
秦牧的惜时如金
秦牧
在省作协，我最初是在《作品》杂志任编辑。肖殷病重后，主编一职由秦牧继任。我早就读过秦牧脍炙人口的《艺海拾贝》，所以他在我们年轻人眼中就是大偶像。1981年秦老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华侨新村搬新家，我曾经帮忙，记得最吃力的就是搬那一捆又一捆的书，来来回回，好累呀。有一次我到他府上按响了门铃，大门开启，只见秦老右手拉着门把，左手还握着书卷……他是大作家，也是大忙人，除了参加各种社会交际、文化活动，他坚持常到编辑部，开编务会、审稿，与大家交流，谦和也随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每次开编务会前的几分钟，他都抓紧浏览报刊，边翻阅边等众人入座。我见识了他惜时如金的习性，大凡办什么事，都计划在先，并遵时守刻。
秦牧也是新加坡归侨，也写有古巴华侨故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他接待海外作家，率团外访交流，还要自己写作，忙得不亦乐乎。每次他来作协开会，都是匆匆而来，又挟着大捆信件匆匆离去。他跟我说过，他自己并非高产作家，也只出了十来本书，二百多万字而已。他占便宜的只是写作不用起稿，不必誊清罢了。那一时期，他每月撰写七八篇作品，而约稿却超过了他每年的创作量。
秦老在编辑部对我们年轻人说过一段话至今难忘。他说，他从不熬夜，你们现在年轻，精力旺盛，以为开个夜车没啥关系，等你们老了以后就知道了，身体不由人。所以，从专业作家到省文联主席，他一贯的饮食作息及写作习惯，都很有规律。
杜埃的长者风度
杜埃
在《作品》杂志，我是评论组编辑，后来是广东省作协《当代文坛报》副主编，再后来任省作协副秘书长，分管文学评论及会员事务，所以工作之余，我也写了一批文学评论文字。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选择》，为我写序的是老作家杜埃。他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菲律宾归侨，著有海外华侨反法西斯的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
当我捧着书稿到梅花村杜埃府上，请他点拨指教时，他很有长者风度地说：“现在年轻人的文风与我们这代人很不同，新思想、新观念、新词汇，很有锐气，但有些我也看不懂。但如果你让我写序，我也只能理解什么说什么。”其时杜老的桌面上摊满了《风雨太平洋》第二部的草稿，正在赶写。非常感谢他，还是抽空给我写了书序，肯定了我追求文学多元化格局的见解，支持寻找新的文学途径。他也对当时的一些文学现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杜埃的夫人林彬也在省作协工作，在杜老去世后，文文静静的她却日以继夜整理出版了《风雨太平洋》第三部，使这部不可多得的华侨题材巨著得以完整问世。
岑桑的细腻眼光
岑桑
岑桑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既有作家的细腻眼光，又有出版家的市场敏感。他一眼就看到我1985年之前的写作个性色彩并不鲜明，而1985年之后有了明显变化，批评文字有了思辨的灵光，虽然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开始有了一种批评意识的自觉。他赞赏这种自觉，鼓励我保持对繁荣文学创作的一副热心肠， 大胆展示自己的个性光彩。
这是我离开中国文坛前获得的最后赠言，因为我拿到这本样书时，已是身在悉尼了。
曾敏之的情意结
曾敏之
我当评论编辑时，约稿最多的就是大学教授。那时经常要骑车穿越市区马路，到康乐园的中山大学、石牌的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甚至大金钟水库的广州外语学院。在暨大校园，我约稿最多的是后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饶芃子教授，但最先见到的则是曾敏之教授。我和曾老曾在广州文学界的一次活动中同游西樵山，听其畅谈古典文学，不久他就调回香港《文汇报》任副总编辑了。
我到悉尼不久，有一天香港诗人犁青忽然约见我，说是受曾敏之所托来找我的。原来他们有个想法，希望能把海外众多的华文作家，包括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裔等不同背景的移民作家笼络一起，推动海外华文写作。后来在汕头的一次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与曾敏之先生相会，那时，他已是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了。他又再次与我私下谈起了团结海外华文作家的事。我知道，致力于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一直是他的情意结。
多年以后，曾敏之的这个愿望实现了。2014年，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在广州召开，并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盟，各地华文作家相抱相拥，空前热闹。而两年后，更是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了第二届大会，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作家学者互动更为广泛和密切了。
潘亚暾的活泼好客
潘亚暾
在汕头那次学术会议上，我也见到了暨南大学的潘亚暾教授。
潘老1949年初期从香港转学广州，退休后又回到香港，在香港及东南亚有很广的人脉关系，加上生性活泼好客，获得很多海外作家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等著作。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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