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重新审视以上这些乐观间或实证主义的论述，来确定当时意大利的公共卫生政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们主张对流行病的历史采取更为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加以对照。一方面，我们将研究当时的执政官员复杂多面的动机和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将考察社会下层民众的各种反应和活动。后续的研究结果将揭示，对于当时制定的防疫法令和法规，后者远非被动接受。
尽管在17世纪中期以后，鼠疫未再波及意大利本土和英格兰，但发生在1721年马赛和1743年西西里岛墨西拿的两次鼠疫以及相应的隔离措施，仍然使这一话题成了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笛福出版于1721年的小说《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该书的热销反映出当时民众对马赛鼠疫可能会蔓延到英国的担忧，也间接导致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防疫举措，如贸易封锁，强制隔离从法国南部驶来的船只，等等。
直至19世纪，鼠疫仍然是医学界以及各类新型国际公共卫生大会所讨论的活跃话题。鼠疫的流行病特性、传播方式，以及采取何种防疫措施以降低死亡率等，都能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对于流行病的理解会影响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们一直对鼠疫抱有持续的兴趣。
本书的研究同样涵盖那些因违反防疫法规而遭受审判的庭审记录，但所采用的是与上述不同、具有补充性质的研究方法。在卡尔维既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对大量的庭审记录展开研究。在研究这些庭审记录的过程中，笔者采用数据分析统计法，来探究“犯罪行为”和惩戒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同时，笔者也会考量同时期佛罗伦萨防疫活动的发展及其在人口、社会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书期望通过统筹这些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全面总结佛罗伦萨鼠疫的影响及其经验。考虑到与瘟疫死亡率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本书对医学、宗教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交叉研究。与此同时，上文所提及的近来瘟疫研究的重心也是本书的关注角度，即不再只聚焦于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而把视线转向了更细微的领域——社会如何在横向和纵向联系中得以有效运作。
本书希望能全面展现当时实施的防疫法规和民众的真实反应。笔者认为，虽然当时的政府声明和医学报告显得冠冕堂皇，但全社会实际上对于贫困群体抱有更大的同情，无论是兄弟会、宗教团体成员，还是司法官员，都是如此。司法官员相当宽容地对待那些违反防疫法规者，很多人被捕入狱后随即就被释放，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本书通过政府和居民两种视角，尝试生动再现17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鼠疫。这场鼠疫造成佛罗伦萨城约12%的人口死亡（当时城市总人口约7.5万）。幸运的是，与这场鼠疫有关的大量丰富文献被保存了下来。基于这些资料，本书最终尽力呈现出内容详尽、脉络清晰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官方记载，如大公图书馆馆长弗朗切斯科·龙迪内利（Francesco Rondinelli）撰写的流行病史以及法令汇纂，与一些亲历者的记述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比如乔瓦尼·巴尔迪努奇（Giovanni Baldinucci）在日记中就吐露了对政府防疫措施的真实想法，尽管该日记中所呈现的观点比皮匠米克尔·帕雷特斯写于1651年巴塞罗那瘟疫期间的日记更加温和。社会上的其他受教育阶层，从医学顾问、医师学院成员，到教会领袖和帮助鼠疫患者的嘉布遣会修士，彼此之间关于鼠疫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关于鼠疫期间饱受痛苦的人们，佛罗伦萨卫生委员会的档案资料提供了最丰富的历史记载。正如奇波拉在对托斯卡纳地区小城镇中心的疫情研究中所展现的，卫生委员会的日常信件可以使我们绕过官方冠冕堂皇的记载，发现那些发生在环境恶劣的隔离医院中令人动容的真实故事。卫生委员会的法庭审判记录非常详尽，向我们揭示出那些社会底层民众违反防疫法规的动机。有些人是出于个人的绝望情绪——他们的家庭因死亡和强制隔离措施而分崩离析；有些是出于维持生计之需要——隔离措施中断了他们的谋生来源。当时的卫生委员会，以及负责统筹运送患者、掩埋死者的佛罗伦萨慈爱兄弟会，都详细记录了以街道为单位的居民感染情况和埋葬方式，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研究贫穷、环境和疾病之间的联系。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前言概括介绍了与瘟疫相关的历史及历史学研究；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历史上的公共政策，并着重关注环境、药物和隔离等方面；第二部分则专题研究疫情期间的宗教活动、隔离医院的设置，以及佛罗伦萨居民在面对鼠疫、死亡和大规模政府管控时的生存策略；尾声篇幅较短，试图探讨在1632—1633年短短一年间，佛罗伦萨的居民如何应对卷土重来的可怕鼠疫。
意大利防疫政策的制定同时考虑了行政管理的特点和医学专业知识，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饱受赞誉。这两点构成了第三章“拯救城市机体，医治穷人身体”的双关主题，在鼠疫早期阶段，意大利政府的防疫政策也主要依此制定。除了关注意大利各地区通行的公共卫生政策之外，该章还考虑地方性组织结构和政治状况对佛罗伦萨鼠疫的影响。佛罗伦萨费迪南德大公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当地的卫生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他的廷臣组成，他也介入了相关卫生防疫政策的制定。
地方机构在应对鼠疫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自发组织起来的在俗宗教团体佛罗伦萨慈爱兄弟会（下文简称“慈爱会”）在运送患者和埋葬死者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慈爱会成员向贫穷的搬运工和掘墓人支付报酬，其动机除了出于基督徒对死者和患者的慈悲，也出于他们本身对贫穷者的怜悯之心。而这恰恰与政府制定的那些针对边缘群体（如妓女和犹太人）的歧视性法令背道而驰。不同的行为动机影响了卫生委员会医务人员的治疗策略，第三章也将对此进行研究。这些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时，有的疏远冷漠，有的积极介入，亦有人极富同情心，他们为富人和穷人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第四章“鼠疫与隔离措施的影响”，将详细分析上述防疫政策对人口状况的影响。该章首先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了鼠疫在佛罗伦萨城，特别是城内最大的圣洛伦佐教区蔓延开来。根据佛罗伦萨全城和该教区的相关记载，我们能梳理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与单个街道的地形特征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这类社会环境因素的确影响了疫情的传播。通过比较葬在城外瘟疫墓地的人数和隔离医院的人数，我们同样也能评估出，将患者从家中运至隔离医院这一政策对死亡率的影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隔离医院的设立的确行之有效。由于在隔离医院中死亡的人数更多，这就意味着人们成功地在患者病情恶化之前就找到并转移了病人。第二年，佛罗伦萨自1月中旬起实施了对城市和周边农村地区的居民进行为期40天全面隔离的新政策，但隔离医院并未被废除使用。尽管每天要向超过3.4万人供应食品物资，可谓耗资巨大，但因为城市死亡率的确在持续下降，当时的人们也认为这一隔离政策行之有效。本书的“尾声”中提到，1632—1633年，一场轻度的鼠疫再次席卷佛罗伦萨，当时的防疫措施除了对居民进行全面隔离外，也包括将患者转移至隔离医院。
在明确了1630—1633年鼠疫的关键时间节点以及卫生委员会的主要防疫政策后，本书将展开第二部分“宗教、隔离与生存”的研究。通过研究宗教活动、隔离医院的日常运作和司法行为，来探讨它们对疫情及政府防疫政策制定的影响。与传统观点相反，在每一章中笔者都认为，防疫政策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富于同情心的方式在实施——教会为当地居民施以精神援助，隔离医院有条不紊地运行，法官酌情宽大处理了那些违反防疫法令者。
本书第五章主要研究疫情期间及之后的宗教活动和艺术作品。与其他城市不同，佛罗伦萨这方面的情况从未被系统地研究过。人们认为佛罗伦萨当地政府和教会的举措对于安抚上帝的盛怒（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瘟疫暴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关重要。当时官方的宗教敬拜和游行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重要的宗教场所——圣母百花大教堂（下文简称“大教堂”），存放佛罗伦萨城主要圣物的圣母领报大殿，以及圣马可修道院（圣安东尼诺的尸体被保存在这里的一个精美的水晶棺材中）。与过去的研究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理性”和“信仰”之间并无冲突。教会和世俗政府在这一时期紧密合作，双方都期望借助地方圣人和神像的力量，来安抚愤怒的神明。
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也同样关注着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因此他们往往禁止多数民众直接参与大型的宗教游行活动。当时出现在这三座教堂内的大量艺术品捐献，也体现出人们对于宗教神力的深信不疑。1633年，游行队伍穿越佛罗伦萨城，来到因普鲁内塔，让当地的圣母教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同此前的瘟疫，17世纪30年代的这场鼠疫也引发了有关建筑和艺术品捐献潮流，捐献物有新的教堂、祭坛装饰物、教堂壁画、昂贵的银质烛台，以及还愿用的小祭祀品。虽然这些捐献品无法与威尼斯安康圣母大殿相媲美，但佛罗伦萨的这场鼠疫也的确促进了当地教堂的兴盛。
佛罗伦萨的鼠疫作为研究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往来于医院负责人和卫生委员会之间的信件都被保存了下来。这些信件详细介绍了隔离医院的运作方式，给患者开具的医疗处方和属灵疗法，以及如何应对超过万人的患者（占佛罗伦萨总人口的10%以上）入院治疗的挑战。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但这些机构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使得民众更加坚信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赢得这场瘟疫之战。
隔离医院负责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内部员工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偷窃患者和死者的衣服以及厨房里的食物。最后一章对佛罗伦萨城中的此类行为做了详尽的介绍。从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来说，相较于米兰和罗马等城市，佛罗伦萨的地方官员对许多违法行为都采取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宽容态度。尽管根据严格的法规，许多违法者都足以被起诉，但他们大多还是在短期监禁或交纳少量罚款后就被释放了。
显然，卫生委员会的目的是遏制和劝阻犯罪行为，而非施以酷刑。当然，适用于严重犯罪者的吊刑（将犯人的肩膀捆住并高高吊起，再使其下落）仍被保留了下来。记录还表明，多数罪犯是重复犯罪者，他们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他们本人和家人在鼠疫期间的谋生手段。相关的审讯和证词描述了他们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隔离政策导致某些家庭分离，经济活动被迫中断，更使得这些城市居民进一步沦落到孤立无援且无法通过正当手段谋生的处境。尽管政府实施了隔离措施，当时的法庭审理笔录还是反映出民众的大量社会活动：一些人从被封锁的房屋里逃出，爬上屋顶探望家人、朋友或妓女，或者试图继续工作来养活忍饥受饿的家人。经济困难是人们逃离被封锁住所或擅自闯入他人住所的主要动机，但也有一些有组织的小团伙趁机利用这场灾难从事犯罪活动，偷窃被封锁的房屋和隔离机构里的贵重物品。
尾声的主题仍然是隔离措施和隔离机构，同时也会简短讨论1632—1633年鼠疫复发的情况。鼠疫的再次袭来无疑使当时的人们颇感震惊，因为大家都以为鼠疫已经消失了。这次鼠疫复发值得关注之处在于，世俗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反应与以往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处。笔者认为，尽管两次鼠疫期间采取了许多相同的措施，但后者的确带来了一些新举措，例如对整条街道的隔离，以及在佛罗伦萨全城举办为期三天的圣母像游行。幸运的是，与本书主要关注的1630—1631年鼠疫相比，1632—1633年再次暴发的鼠疫波及范围有限，致死率也更低，因此疫情能被更有效地控制住。